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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轶君:战地“小菊花”:周轶君整形前

    时间:2019-05-14 02:22:49 来源:酷米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酷米范文网手机站

      周轶君,凤凰卫视资深记者、国际问题观察员。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专业,后前往埃及开罗大学进修,曾经常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两年,长期报道中东冲突地区及世界热点新闻。
      
      多少年来,这个地方一直战火不断,没完没了的巴以冲突,让这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界蒙上了一层硝烟的味道。在这个地方,聚集着世界各地许多优秀的战地记者,而在这些最优秀的记者当中,曾经有一个叫周轶君的中国女记者。
      
      记录战争背后的人性
      
      战争不是一个好事,但却是一个常常诞生好记者的地方。事实上,周轶君正是因为欣赏日本著名战地记者本多胜一力排万难,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勇气,才走上了加沙的战场。
      1998年周轶君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同年加入新华社,并于2002年出任新华社驻巴以地区记者,成为唯一常驻加沙的国际记者。她多次采访过阿拉法特、阿巴斯、亚辛等中东关键人物。回忆起当初的选择,周轶君说:“当年申请去加沙,仅仅是受年轻人的虚荣心怂恿。我想当一个好记者,当一个战地记者,觉得那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具有挑战性,希望自己到了那里可以有一份好成绩,得到荣耀。”然而真正到了那里之后,她目睹了一般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见到的场景,几年下来,她不再认为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更不觉得这是什么荣耀。
      “在加沙,定点清除、空袭特别多,你完全预料不到什么时候一个炸弹就会从天而降,危险总是如影相随。”周轶君回忆,哈马斯的精神领袖亚辛在世时,曾在逃脱了一次定点清除后的第二天,在自己家门口会见新闻媒体和支持者,她照例也去拍照片。当时人很多,她挤到最前面拍,也没多想什么。后来看新闻得知就在他们采访的时候,以色列又出动一架战机来炸亚辛,已经锁定了目标,结果发现现场人太多,飞机才掉头回去了。
      还有一次去邮局办事,走到只有50米远的地方,一声巨响,邮局被炸了,原来被以色列认定的一名恐怖分子藏在那里面。投完炸弹的战机吐着白烟离开,周轶君目击了轰炸的全过程。那天她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记者,号称“第一个知道”的CNN在她拍摄完毕后才赶到。
      危险的经历不是炫耀的资本,在目睹了更多的轰炸和冲突后,周轶君有着自己对战地记者这一工作的深层思考。“有一位摄影师说过,真正动人的故事是在前线稍后一点的地方,要做爆炸背后人性的东西。如果我的报道永远只是告诉你我离炸弹有多近,当地有多惨烈,那没有更深层的意义。”于是,周轶君开始用心体会身边发生的每一个细节。
      她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周轶君来到距离以色列定居点最近的一户巴勒斯坦人家,全家十多口人,只有一张床。当晚这张珍贵的床被让给了周轶君,其他人全部睡在地上。因为离定居点最近,这里几乎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从对方传来的炮声。在这个什么家具都没有的家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厕所,那一晚全家就往厕所里跑了好几次。透过窗台,周轶君可以看见以色列的巡逻坦克正通过他们的门前,早上孩子们起来上学,路上还留着前一天晚上履带轧过的痕迹。
      凭借记者的身份,周轶君又进入定居点找到一户以色列家庭。令她感慨的是,仅隔一条边线,他们的生活与巴勒斯坦人却有着天壤之别,好像世外桃源。“房子很新很漂亮,安全措施很严密,但这家孩子看的动画片与巴勒斯坦孩子看的是一样的。”
      这户以色列家庭连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没有真正见过,却把对方想象为魔鬼,这样的仇恨从何而来?住在定居点的另一个以色列老人给了她答案。“早在定居点没建立之前,这位老人就住在这里了,他告诉我他和巴勒斯坦人做过生意,还去他们车里买过鸡蛋。他觉得巴勒斯坦人并没那么可怕,还说自己有一个梦想,跟巴勒斯坦人一起开个饭店,名字就叫‘和平’。”正是因为相互不见面、不了解,才会让仇恨的根系越扎越深,周轶君这样的感慨道。
      因为有了许多这样的观察和感触,周轶君后来更加深刻地说:“巴以问题是考验全人类智慧的问题:资源、宗教、种族等等,所有你能想到的矛盾这里都有。作为一个记者轻易下判断是件可笑的事情,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从全人类的人道主义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
      
      战地女记者不全是铿锵玫瑰
      
      都说战地女记者是铿锵玫瑰,人们更多地记住了她们的坚强和勇敢,但往往会忽视,她们的女性视角。女人通常比男人更加感性和柔情,她们在报道第一线虽然能够和男人一样往前冲,但却比男人多了一层他们看不到的东西。所以,周轶君更喜欢称自己是一朵“小菊花”。
      实际上,即便在加沙这种环境里,她也仍然懂得生活,时不时给自己制造点浪漫的小情调。她在阳台上种了很多薄荷,学中东人煮红茶的时候就摘几片放进去,享受短暂的惬意。空袭一过,她还会开着那辆大吉普车去海边。加沙什么工业也没有,天非常蓝,没有人的地中海宁静而美丽。她觉得自己独占了这片天地,这辈子都不会在其他地方看到这样的美景了。当然,偶尔有孤独的时候,她也会打开窗,对着地中海喊妈妈的名字,不过这种事情在她记忆里好像只有一次。更多的时候,她都是在炮火里穿梭。
      在战地,女记者无论是国际媒体圈里还是在巴勒斯坦当地都非常少见。由于加沙环境恶劣,西方媒体的办公室都设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周轶君曾是唯一常驻加沙的外国记者。每天一个人面对各种需要处理解决的问题,她常常忘记自己的性别,只有在必须穿长袍、戴头巾采访时,才提醒她身为女人。有一次,埃及代表团来见哈马斯的领导人,时间紧迫,没有穿戴齐备的余地,周轶君直接冲了进去拍照片。出来后,其他男记者开她玩笑:刚才应该把你抬出去,你大大地冒犯了他们。
      抢画面时,女性的身份更不会得到优待:“男记者不会照顾女性,绝对互不相让,拿胳膊肘打来打去也很正常。”周轶君就曾看见美联社的一位女摄影记者,因为挡了别人的镜头,一头金发被人从后面一把抓住往下按,毫不客气。
      不过,在加沙,周轶君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被人骚扰。出去采访有人会拿石子丢她,如果不理睬,小石子就会换成大石头。有一次,一个巴勒斯坦孩子用一块砖头砸在周轶君的脖颈上,半个月她的脖子都不能转动,吃东西时嘴里的食物就会掉。“到难民营的一个轰炸现场采访的时候,人们看到一个女孩子开着车都很好奇,他们跳上吉普车玩。人围得水泄不通,人跟疯了一样拼命摇车。车顶上、车窗外全是人,还老敲你的玻璃。在人群骚乱的时候,数不清的手在抓你,他们把沙子就扬到你脸上。”
      虽然遇到很多问题,但周轶君说:“你全身心投入的时候不会考虑那么多。我总认为我首先是一个记者,然后是女记者,最后才是女人。”
      
      在凤凰卫视走过沉默期
      
      从中东归国后,凤凰卫视向周轶君伸出了橄榄枝。惯于接受挑战的周轶君欣然奔赴香港。
      她以红酒自比:每一瓶红酒在变得美味之前都要经过一个漫长的“沉默期”,如果你没有度过沉默期,酒的味道是很难喝的。周轶君是要感谢凤凰――在她“这瓶红酒”还没有走过沉默期的时候,就给了她这样的机会。
      从通讯社幕后文字工作走到电视的台前,成为出镜记者,周轶君经历了一段过渡期。“刚到凤凰,他们很在意你的形象如何,你的妆化得怎么样,你的头发怎么样。我自己之前不是很在意,驻加沙时,风里来雨里去,根本不在意这些事。在凤凰既要求第一时间报道新闻,也很重视形象,所以对我来说,有这样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
      做通讯社,是通过文字表达,是经过思考出来的。记者更注重文字本身,措辞是否优美、内涵是否深刻,你有足够的时间去琢磨。电视观众最需要满足的不是画面,而是听觉。“我一开始比较困惑,如何将深刻的东西转换成非常直白的语言。有时还不能太深刻,别人记不住。担心自己的写作能力会下降”。“CNN记者Jonathan Cooper出了一本书,讲述自己到战区去采访,我看他的书完全用很浅白的句子,讲出很深刻的道理。忽然间得到一个启发,其实是可以用简单的语言表达出深刻的东西的。这是一个更高的境界,后来我把自己的困惑当成了一个挑战,如何用简单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不能说我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向,但是至少有了方向。”
      说起周轶君从事新闻这一行,从新华社到凤凰的转变,“可以概括为从蹲点到‘飞行’,从国际到国内,从报道到分析”:周轶君从驻加沙记者变成了追逐世界热点、焦点的飞行记者;从国际报道转战国内报道;从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转身成为新闻分析员。
      2008年汶川地震报道期间,周轶君在震区待了10天。“那次报道里面有太多的东西,让我反省如何去做国内报道。我并不认为那次的报道是成功的。第一次到凤凰做国内报道,很想做好,也许太想做好了。找故事要看运气,当你运气不够,心又急的时候,反而欲速则不达。不过,这次报道,是我感情最投入的。没有了超脱感。国际报道中,灾难、战争对我来说,我只是一个过客,我很清楚和明白,在加沙,哪怕待上两年,我都是要走的,它不属于我。但是在汶川十分不同,首先你作为一个中国人,同胞有难当然心有相牵。另外,在地震前一周我刚去过四川,所以我看到的是物是人非。那10天是我工作最专注,情感最投入的。”
      现在,周轶君有时候也会去加沙做报道,她会去原来住过的地方看一看,也会去探望一下老朋友。虽然现在的身份有些变化,但她感谢那段经历带给她的收获,“我一直觉得自己挺幸运的,第一次被派驻加沙时才26岁,作为一个记者,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来到一个全世界最热点的地方,这让我在专业领域里快速地积累了大量经验。”同时,经历过生与死的考验,相信日后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她都会更执着地在这条新闻的道路上坚持走下去,而且会走得很远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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