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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团事件”始末|孟晚舟事件的始末

    时间:2019-03-30 02:27:41 来源:酷米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酷米范文网手机站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在国民党军队对江西工农红军组织第一次围剿、根据地军民正准备反“围剿”前夕,江西东固革命根据地却发生了一起至今恐怕仍不为太多人所知的重大事件――它就是“AB团事件”。事件的直接后果是几千名红军官兵和根据地内的党团员及普通群众惨遭杀害。此事并非当时“围剿”红军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军队所为,而是根据地内部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所致。那么,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为何会在根据地发生这样的事情?
      
      AB团来源
      
      AB团的名字来自英文“反布尔什维克”(Anti―Bolshevik)的缩写,全称为“AB反赤团”,是北伐战争时期在江西律立的国民常右派组织,该组织成立于1927年1月,其目的是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其宗旨是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取消民主主义。是年4月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发动“四二”大暴动,该组织被革命群众冲垮,存在时间仅3个月。
      AB团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排斥、打击国民党省党部中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篡夺江西省党务大权。因此它是一个反共反革命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并不是后来在中央苏区肃反中所说的特务组织。正如肖克将军回忆所说:“1930年前后,敌人的情况我们基本上是掌握的,他们没有AB团这个特务组织。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过的有关人士,他们也说特务组织中没有AB团。”
      AB团在解体之后,江西尽管还存在着个别的残余分子,但这个组织并没有重建。无论是后来把持江西国民党党务,致力于打击AB团的汪精卫改组派,还是再后来大力肃清AB团的共产党,都始终没有得到AB团仍然存在的真凭实据。在1927年4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的AB团先是成为汪精卫改组派攻击蒋介石一派的借口,后又成为共产党内部整肃的理由。至此应该说AB团绝无翻身的可能,但为何在后来又掀起“滔天巨浪”,引来阵阵恐怖呢?
      
      “富田事变”
      
      发生在根据地富田的一次事变,与AB团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没有“AB团事件”,也就不会有富田事变;同样如果没有“富田事变”,“AB团事件”也不会“名垂千古”。
      富田是江西省吉安县的一个大村庄,土地革命时期一度是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1930年12月12日,由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前去抓“AB团”,引起了令人震惊的富田事变。赣西南地区反“AB团”的斗争,随着多种刑讯方法的普遍施用,被肃出的“AB团”分子与日俱增,仅在四万红军中就肃出4400人之多。12月初,总前委从军队和地方“AB团”口供当中,发现富田的江西省行委内有一个“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倡为其首要分子,立即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前往捉拿。李韶九带红十二军一个连队和总前委给省行委曾山、陈正人亲收的信,于12月7日下午3时来到富田。他把队伍摆在省行委大门口,自带十余人荷枪实弹,闯入行委办公室内,先后将段良弼、李白芳、金万邦、马铭等8人全部捆起。然后即关押刑讯,边审边抓。从7日下午开始到12日晚,共抓120余人,据说其中有几十个“骨干”,11日就处决了24人。
      12月9日李韶九把省行委肃“AB团”的任务交给古柏和曾山,他带红十二军一排人,捆绑着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倡,前往军部所在地东固,帮助红二十军肃“AB团”。因为12月7日晚刑审时,谢汉倡胡乱招出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是“AB团”,于是立即通知刘返东固。刘敌9日接到通知,率一七四团第一营11日抵达东固。李韶九同刘敌谈话时,开口便说:“刘敌!你很危险得?”刘问:“我什么危险?”李说:“哼,很多人供了你咧!”刘问:“供什么?”李答:“AB团哪。”刘笑着说:“你看咧,我像不像一个AB团?”李说:“是呀!我也不信哪,但是现在有人供你呀!”刘问李说:“你相信不相信AB团有乱咬共产党员的阴谋?”李说:“那也不会,为什么单报你呢?”刘敌知道强硬的不承认会受酷刑,于是装出诚恳的态度说:“AB团要乱咬也是没有办法,只要求党放理智点去详细考查,死是不要紧,刑法是受不得的。”李也装着诚恳的样子说:“绝对不会,这绝不是简单的AB团的问题,完全是政治问题,只要承认错误接受教育,绝不是杀和打的问题。”刘知道李韶九是一个“素来观念不正确,无产阶级意识很少的惯用卑鄙手腕制造纠纷”的人,因而,认定李抓“AB团”是杀害赣西南干部的阴谋。但为了不被抓起来用刑,故意软化李韶九,向他表示,我相信毛泽东、刘军长和你总不是“AB团”,“我总为你们三位是追是随”(注:以上引文均见《刘敌给中央信》(1931年1月11日)。李韶九被软化了,又加之同乡关系,谈话后放刘回一营营部。刘敌越想越认为李韶九是借抓“AB团”之名搞阴谋。于是在12日晨立即和营长张兴、政委梁学贻紧急商议,决定扣留李韶九,抓起刘铁超,让他们讲出阴谋。他们发动一营包围军部,捆起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倡等所谓“AB团”罪犯,李韶九闻风逃走,为救出被关押的“AB团”的同志,刘敌同谢汉倡率部于当日晚由东固冲到富田,包围了省行委,缴了红十二军一排人的枪械,误捕了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释放了12月7日至12日被捕的近百名同志,古柏、曾山闻声而逃。这就是富田事变。
      12日当晚,富田事变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这次抓“AB团”有阴谋,“非刑拷问是一个完成阴谋的办法”(注:《江西省委关于十一月七日事变报告》(1931年1月12日),13日上午召开士兵大会揭发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同时放出误捕之易尔士,14日下午把队伍拉到河西的永阳镇,15日召开省行委第一。次扩大会,决定派丛允中随易尔士到总前委,段良弼到党中央报告事变经过,请求处理。红二十军在永阳住到春节后,由富田事变领导人带到永新一带坚持和敌人作斗争。
      “富田事变”发生后,总前委认为“叛逆的原形完全现出来了”,将其定性为“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要决心消灭“叛逆”。
      苏区中央局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1931年1月16日,作出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决议没有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只是强调:客观上是一种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还不能证明他们全部是AB团取消派。苏区中央局在2月19日的第11号《通告》中更明确地表示:“根据过去赣西南的斗争历史和党的组织基础以及富田事变的客观行动事实,不能得出一个唯 心的结论,肯定说富田事变即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更不能有事实去证明领导富田事变的全部人纯粹是AB团取消派,或者说他们是自觉的与AB团取消派即公开联合战线来反党反革命。这种分析和决议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论的运用,是铁一般的正确。”(注:《苏区中央局通告》第11号(1931年2月19日)
      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认为双方都有错误,应用教育的方法、会议的方法,予以解决。基于这种认识,项英一方面责成富田事变时在家养病的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过河西,作说服教育工作,把红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另方面通知肃“AB团”的领导人和富田事变的领导人双方都到中央局来开会,以分清是非,解决矛盾。
      
      “肃反”扩大化及其教训
      
      中央政治局于2月20日开会决定派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但在代表团未达赣西南苏区前,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肯定富田事变的行动“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他的斗争机关AB团所准备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4月中旬,中央代表团到达,并以中央局的名义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这个决议明确定性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以立三路线为旗帜的反革命暴动,更清楚的说: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与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所参加的反革命暴动”。中央政治局及其代表团的决议,一致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是敌我矛盾,因而,把遵照中央局通知4月间回到中央局开会的富田事变的领导人一网打尽,先后处决。对于7月间回到于都县平头寨的红二十军副排长以上干部,也一律作为“AB团”骨干缴械关押,并大都先后处决,甚至连为教育红二十军作出重要贡献的曾炳春及后任军长肖大鹏,也未能幸免。红二十军战士,被编入红七军。这就是富田事变的经过和结局。
      “富田事变”及被扩大化了的肃反行动,是我党我军历史上著名的冤假错案,其事态形成的根源,出自臭名昭著的国民党反共组织AB团。
      既然AB团已被彻底摧毁,那么,为何在其后的1930年,又有人说在赣西南苏维埃内和红军内部出现了AB团,并由此引发了大规模的肃反?究其原因,首先是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的错误看法,即把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一律看成AB团的活动,以至把一切封建地主、反革命势力统称为AB团势力。
      当时,红军一些领导人确信:有AB团存在,而且大批地混进了党内、苏维埃内和红军内部。
      这个错觉,有一个形成过程。
      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从1930年1月起,在他的好几个报告中都郑重其事地讲到“赣西南有AB团的大肆活动”。中央巡视员刘作抚7月22日给中央的报告也说道:“AB团、改组派、富农地主,在政权机关里发现,永新、兴国、永年、吉安西区、安福西南区都破获有AB团的组织。”
      1930年9月16日,赣西南特委东路行委发了一个《为肃清AB团告革命群众书》。这种捕风捉影、作茧自缚的极端错误的做法,不但混淆了人们的视线,让总前委领导人产生错觉,也悲惨地害苦了自己,以至于后来从赣西南特委到中共江西省行委,大部分重要干部都被打成了AB团分子。
      一件意外的事情,更在总前委领导人的思想天平上增加了一个砝码。1930年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打下赣西重镇吉安市,政治保卫部门在清理敌档案中,发现一张签名的“AB团经费领条”。签名者竟是“东固的一个地主”,而这个地主的儿子,就是担任中共江西省行委书记的李文林!这引起了总前委领导人如雷击顶般的震惊。
      到了这个月的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在新余的罗坊召开联席会议,通过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一一《目前政治形势与红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文件中对反AB团专有决议,强调指出:“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改选原有的全部苏维埃,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任何地方,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之内。”
      从大背景上说,在苏区展开清肃“AB团”的斗争,是1930年期间中共中央秉承共产国际的指示而布置的。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王明主持中央提出了更“左”的纲领时,就着重提到打击江西的“AB团”。
      就这样,一场滥打“AB团”的运动在赣西南苏区蔓延开了:又由于用r一个“个人品质很坏”的李韶九,在富田滥抓滥杀,大搞逼供信,终于逼出了红二十军部分官兵的反抗行动。尔后的“肃反”扩大化,即由富田兵变所引发。
      
      责任编辑 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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