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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工作实质是一种群众工作|工会工作做的是群众工作,实质上

    时间:2019-05-06 02:33:54 来源:酷米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酷米范文网手机站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了。尽快创办山东分局的机关报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一天,在沂水王庄的一间土屋里,大家围坐在一张旧桌子旁,跟着唯一懂得编辑业务的匡亚明(大众日报首任总编辑,后来离开过一段时间)一起学习,有的编稿,有的画版样,有的拟标题。
      匡亚明提议大家讨论一下报名,并率先发言。他说,我们报纸的宗旨是立足于大众,大众办,大众看,我看,就叫大众日报吧。有人说,现有条件“日报”办不到,名不符实。但匡亚明坚持就用“大众日报”。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听后说:“很好,就叫大众日报吧,名副其实地为人民大众报务。”
      1939年1月1日,大众日报在发刊词里写道:“我们将本着上述信念及原则,为大众服务,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必要因素之一,成为他们自己的喉舌,成为他们所热爱支持的最公正的舆论机关……”大众日报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一张为群众、群众看、群众办的报纸。
      在72年的漫漫办报历程中,大众日报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这一宗旨。
      
      不断自省,不断激励,不断进步
      创刊仅仅一个月,大众日报编辑部就开始总结检讨,认为应积极贯彻集体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1939年2月3日,大众日报四版发表编辑部文章《批评与检讨》。文章说,近蒙各地爱护本报的读者纷纷来信,提供宝贵的批评和建议,兹录数函要点并答复如下。下登三封来信,有的说“三日刊送递又慢,不能满足一般人要求”,“内容不大生动充实”,“本省消息太少”,“某些论文不适合群众口味”;有的建议“设各种通俗讲座”,“增加短文或短评”等等。编辑对这些建议表示感谢,分别进行了检讨并提出了答复意见。立说立行,从下期开始增设《信箱》栏目,对批评和建议均作扼要回复。一个新生的报纸刚刚满月,就开始了自我检讨,目的只有一个:检讨办报过程中是不是坚持党的原则,是不是做到成为人民的喉舌。
      1940年4月,大众日报成立了读者会,开展读报活动,以有文化的通讯员为核心向群众宣讲报纸上的重要内容,“使本报切实成为群众自己的舆论阵地”,并在报纸上接连发表指导性文章,指导读报活动,指出通讯员要与当地群众和救亡活动密切联系。大众日报以具体的措施促进报纸与实际相结合,与群众的具体要求相结合。
      1941年2月,大众日报编辑室主任白汝瑷撰文指出,由于我们处在敌后战斗环境,交通不便,记者又少,不能做广泛和深入的采访,新闻来源缺乏,使报纸反映内容狭隘和贫乏,因此,只有依靠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通过他们反映各地消息和提出对报纸的意见要求,才能使报纸得到有力的支持,通讯网和读报会便成了新闻工作者和广大群众联系点的纽带。他还就此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这可以看做是大众日报通讯员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1941年9月1日,大众日报在当天的社论里,谈到报纸今后的任务时说,应向大众化方向努力,不仅针对工作应向普遍深入发展,适应群众需要,还包括把新闻工作的政治质量提高一步,使报纸真正与大众打成一片,领导大众前进。因此,必须大刀阔斧地转变新闻工作作风,把那老一套的脱离实际工作的做法完全除掉,灌入为大众所熟悉、了解、接受和需要的新鲜血液。
      1942年2月,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大众日报编辑部为此召开座谈会,并以《本报编辑部脱裤子割尾巴揭发编辑工作中不正的三风》为题进行报道,自我检查不正三风,再次强调报纸总的方针是强调党的立场,群众的报纸。具体措施为成立了通联科,设内勤专做群众工作。
      作为整风的成果,6月1日大众日报刊登了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的文章《关心党报爱护党报阅读党报推广党报运用党报》,文中说,大众日报是山东分局的党报,也是山东人民的喉舌。从此,大众日报开始迈向艰苦改造的发展新阶段。
      1943年1月5日,大众日报读者代表在驻地壮庄召开了大型座谈会庆祝创刊四周年。到会的有党政军民各机关负责人及各地士绅名流共200余人,社长陈沂代表报社阐述大众日报进一步的群众化方针。同日刊登社论《致读者》,专门解答读者提出的问题。有读者认为大众日报比较深,可以不发到村,但社论认为还是应面向群众,除在本报登与群众切肤相关的事和尽力通俗化外,还希望组织群众开展读报。
      为落实社论方针,到5月,通联内勤记者增加,达到15人之多。大家称内勤记者是无名英雄,但内勤感到光荣,因为党报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通联工作又是党报联系群众的桥梁。此时,通讯员队伍已由原来鲁中、滨海的200余人,发展到胶东、清河、鲁南各地区共1900余人。
      
      一心一意为群众
      大众日报社始终生活在人民中间,在得到人民的大力支持的同时,也获得了群众的广泛信任。
      在1941年冬天的反扫荡斗争中,大众日报社始终为群众着想。在艰苦的转战过程中,群众说,有“大报社”在,我们就放心。
      1942年3月,刘少奇同志受党中央委托来山东视察帮助工作。在山东期间,他就《群众运动问题》作专题报告,指出山东分局没有把群众运动摆在适当的位置,而是放在第四位,是根据地工作中最薄弱的一项,抗战依靠谁的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他说,不发动群众,任何工作都是搞不好的。群众是共产党的母亲,党是群众的儿子,我们党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要与劳动群众结合,脱离群众是共产党最危险最严重最应该受到责罚的事情。无论哪个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注意做群众工作,如果忘记这一条,他虽然还有党籍,而实质已不是共产党员了。
      此时,解放区正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为响应少奇同志的指示,大众日报社将报社机关迁出分局机关,搬到莒南县洙边区壮庄,一方面派出机关同志,换上群众服装,亲自参加驻地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另一方面大力报道减租减息运动。从5月1日起到7月4日两个月内,发表社论17篇,及时提出问题,指导运动发展。同时,发表有关运动的报道117件。这是大众日报创刊以来第一次系统地大规模地报道群众运动,大大加强了报纸的党性、指导性,特别是群众性。时任报社编辑委员会副主任的白学光后来回忆说,这个时期的报纸充满了活力,三方面喜欢看大众日报。群众喜欢看,从中得到支持;干部喜欢看,可以得到启示;领导层也喜欢看,从中了解情况。报社同志也从实际工作中提高了认识,改造了思想和世界观。
      时任编委会主任的陈沂后来认为,这是大众日报工作的转折点。
      同年7月,山东分局开办中心学习组,推动整风学习。仍在山东的刘少奇同志到会讲话。他讲了一个故事;有个秀才整天坐在屋里念书,一天外出遇见一条小河过不去,便问农夫,农夫说一跳就过去了。秀才双脚并举一跳扑通就落水了。他爬上来责怪农夫,农夫只好亲自演示,前腿先抬,后腿一蹬便跳过去了。秀才一看更生气了,说书上说双足为跳,单足为跃,你为何叫我跳。他讲这个故事用来说明,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教条主义。参会的于寄愚以特写形式报道了此次会议,以响应整风,对会议报道形式进行了革新。
      同时,大众日报派出巡视员,赴各地检查报纸发行工作,检查300多个村,访问500多位读者,大部分读者认为报纸进步比较快,看报有帮助,缺点是新闻少,大文章多,也太深,看不懂。对此,时任通讯部部长的陈冰撰文说,要精编使新闻更短些精练些,要抵制千篇一律的开会新闻,没有新鲜内容的干脆不写,通讯每篇不要超过1500字,不要总结性通讯,多写具体生动的事物。
      为开门整风,1942年9月2日,大众日报一版头条位置刊登《征求各界人士对本报意见启事》说:
      本报创刊已近四年,各方面力谋改进,取得不少成绩,但检讨起来在宣传政策、指导工作、反映各阶层人士意见、民间疾苦以及编排、发行等都存在缺点。为集思广益改进报纸,特请各界人士积极提供意见寄本社,共同把报纸办得更好。
      经过初步整风学习和报纸改造,报社职工精神面貌、报纸面貌都有很大变化,党性、指导性、群众性都有所增强。自1942年10月1日,报纸改为二日刊,每期增至8300份。
      1943年1月出版的《青年记者》刊登的《通联科工作总结》说:通联科自上年4月建立后,短短八九个月,由于党报威信提高,编委会加强领导和全体同志努力,开展了通讯运动,报纸开始深入实际,指导实际。通讯员在滨海区开始形成网,沂蒙、泰山区也有一定发展。通讯员人数和来稿逐渐增加,7月138人,来稿285件;8月214人,来稿577件;12月328人,来稿930件。
      1943年9月,山东分局发出号召:
      一切文化工作的同志,把你们的笔和锄头结合起来吧!坐在机关里写不出生产的好作品,亲自参加群众生产,并在工厂、田野里,拿起你们的笔为工农兵服务吧,一切报纸要深入采访报道这些新闻,起切实的推动作用。
      大众日报记者于冠西发表文章《检讨与体验》说,当记者的亲身实践检查了深入群众、锋利文笔和政治学习三个问题。他深刻体会,不到群众中去真正当小学生,不会写出指导性大的作品,如果脱离了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作用,将会变成一个事务性的技术工作者。
      1945年匡亚明再任大众日报总编辑,此时抗战胜利,读者面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过去的部队为主向工农等普通读者拓展。匡亚明在报社大会上提出宣传工作要更加提高一步,对报纸如何更好地服务群众作了专门强调:
      报纸的指导意义不仅在工作范围内,不仅要做群众的“老师”和“指导者”,还要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朋友”和“知音”,这也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为了使新解放区了解老解放区的风俗、习惯,使城市了解乡村的风俗、习惯,使乡村了解城市的风俗、习惯,特别是使非解放区了解解放区的风俗、习惯,这在宣传上、指导作用上,也是不应忽视,也是人民的报纸应尽的职责。
      为此,4月1日特开辟新栏目“工农园地”,匡亚明亲撰发刊词:
      最近收到工农通讯员同志来稿很多,有不少写得很好,说明解放区的工农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后,更积极要求文化翻身。……我们特辟这个栏目,以临沂为工农通讯运动实验区,希望亲爱的工农通讯员同志们……学习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要求。
      匡亚明指出这个栏目将是工农“文化翻身的标志”。
      1947年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出现严重偏差,11月,华东局发出《关于暂停土改及禁止乱杀的指示》,大众日报立刻派研究部彭展、黄莹赴近村深入调查土改复查情况。
      12月10日,大众日报一版发表社论《检查我们的立场和作风》。社论说,本报在报道土改复查问题上无批判地不断地反映了实际工作中的许多偏向和错误,就等于推广了这些偏向和错误,这是工作中的立场和作风问题。在谈到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时,社论说,采访不深入是原因之一,记者和特约通讯员大都是采访会议和干部,很少直接采访群众,因此真正的群众和贫雇农的呼声、团结中农的范例很少在报上出现。
      同版还刊发大众日报编辑部、采访部的《重要启事》:
      兹决定将本报第三版之土改复查稿件自10至20日停刊10天,以便根据今日社论精神整顿内部,做好必要准备,再与读者见面。
      大众日报的这种自我批判精神,实际上深入地实践了办报的诺言――一切为了群众。
      
      没有群众,便没有报社的生存
      大众日报的诞生根本离不开群众。创刊时,大众日报入住云头峪,刚刚嫁到该村牛家、22岁的新媳妇刘茂菊一听是为了打鬼子,立刻就把她和丈夫居住的两间石头垒的草屋腾出来做印刷机房,夫妻俩则和堂屋里的公婆挤住在一起。这是大众日报报史上最初的美丽时刻,也是大众日报战争史上不断上演的一幕。
      报社一直重视驻村群众工作,设有专门的民运委员、干事等。他们除了做好房东的工作,主要帮助驻村各团体以及村民的读报组组织工作,还帮助村民建立党组织。一般白天帮助群众劳动,晚饭后开展各项活动。他们采用认干爹干娘的亲情方式,平时亲如一家,战时一起活动。
      这些工作受到群众欢迎,除了帮助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封锁消息,保守机密,不少人还自愿参加革命。云头峪先后有12人参加报社工作,其中就有送创刊号的张志佩及其兄张志宸一家9口人,而他家在村里并不是吃不上饭的穷人。事实证明,报社因有坚固的群众基础,克服了许多严重困难,不断发展壮大。
      在大众日报创业史上最为艰苦的1939年秋,大众日报印刷厂一厂从和尚峪迁到天水栈,早已等待的乡亲们像迎接亲人一样帮助把机器抬进了村,全村为数不多的房子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同志们就像回到了家一样。印刷厂一下子来了四五十口子人,村里房少住不下,村民们主动地在山坡上搭上团瓢(类似于窝棚),全家住了进去;有的村民家口多,一个团瓢住不下,有的干脆就住在山上的石棚下。李宝年家就把仅有的四间堂屋作了排版用,两间东屋安了印刷机。
      白天,儿童团、识字班学唱抗日歌曲的歌声在山间缭绕;晚上,村里的抗日夜校热闹开课,劳动了一天的村民们在报社同志带领下学文化。农忙时,报社的同志们帮乡亲们抢庄稼。乡亲们也组织起来,像爱护自家的财产一样爱护印刷厂。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妇女们推米面做军鞋;游击小组一手拿枪,一手拿锄,随时为保卫印刷厂而战斗……在战争年代,大众日报转战老区100多个村庄,每到一处,都能与群众打成一片,都与群众结下了鱼水深情。
      敌人扫荡开始后,报社必须转移,因为纸张油墨等器材很多,又分散在七八个村,除一部分分别借河岸、地堰或坟墓挖洞建库伪装保藏外,相当一部分要靠发动群众分散到户保管,这是要冒杀头的危险的。
      日伪铁壁合围期间,报社所办商店利聚永的物资就地掩藏,报社商店负责人白铁华不幸遭敌逮捕,敌人将他捆在树上拷打,用烧红的刺刀,烙他的胸、背、四肢,他几次昏死过去。第三天,敌人将他押着游村,这时白铁华全身伤口感染,化脓肿胀,奇臭难闻,敌人以为他快死了,就不怎么管他了。到第四天,有位被抓的群众悄悄给他解开绳子,喂些米汤,将他拖到垃圾堆旁,盖上杂草,悄声说,敌人就要离开了,你能走就逃命吧。就这样白铁华逃了出来。报社的同志把他送到东新庄于大娘家,于大娘全家喂他吃饭,端屎端尿,精心看护。为了安全,还专门给白铁华挖一个“地屋”,于大爷在门外放哨,于大娘忍着恶臭,给他煮草药水,洗敷伤口,全家还省吃俭用,为白铁华增加营养。就这样白铁华在于大娘家养了一个月,终于恢复健康,顺利归队了。大众日报根植于沂蒙大地,沂蒙人民像这样救危扶伤、掩护同志、保护物资的事不胜枚举。据统计,战争期间有160多位沂蒙乡亲,为了大众日报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孟良崮战役期间,报社必须转移,报社先把60桶汽油分散在驻地王家怪草村各户保存,同时,把其他材料分散到陈家沟掩埋。冯志诚等找到陈家沟村长陈维诗说明情况,村长马上敲锣,在村公所集合群众开会,他说:“敌人要袭击,大报社的同志来分散保管材料,是相信咱们,咱们一定要藏好,有陈家沟在,就有材料在。”当夜人抬肩扛,80箱制版材料,3000令纸即埋在山里地瓜沟里,敌人袭扰两天,材料完好无损。
      1943年9月,大众日报记者宋英在莒南县大山前村蹲点,发现农民郑信劳动好、品德好,于是,连续40天采写了《郑信宣布增产计划五组员急起直追》等多篇报道,刊出后,读者反响好。编辑部于是与莒南县委联系,一起研究决定树立这个典型。此后,连续八年,大众日报报道郑信及大山前村150余次,共计十几万字,先后参加报道的记者、编辑、通讯员达二三十人之多。通过报纸的宣传和帮助,郑信和大山前村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不仅成为莒南县、滨海区的先进典型,而且成为全省的一面旗帜,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和模范。大众日报选择的第一个典型是群众,这不仅鼓舞了群众,教育了群众,也进一步巩固了大众报人的群众观。
      群众写,写群众,更直接推动了报社的通讯员工作。许多原来不大会写作的工农出身的同志,在报纸的帮助下,成为基层宣传报道的骨干,有的后来成了知名的专业作家,如《李二嫂改嫁》的作者王安友,著名诗人苗得雨,《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知侠,《战斗到明天》的作者白刃,《林海雪原》的作者曲波等,当年都曾是大众日报的通讯员。
      1944年1月1日,大众日报六版刊登《迎接1944年新任务告全体通讯员同志》。文中说,过去一年由于你们努力,及时供给党报各方面材料,多时一月来稿1700件,充实了报纸内容,使党报更密切地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指导工作,这是你们对群众最好的贡献,现在各部门直接和我们联系的通讯员有670余人,是通讯工作可贵的成绩,这尤其使我们明确认识了通讯工作方向――面向工农兵。
      1944年2月,大众日报开始报道双拥爱民运动,同时自身也认真进行爱民检查。经过这次大检查,和群众关系更加密切了。有群众过去不愿借给骡子使,现在亲自送来给使。过春节,编辑部、通讯部住南高庄,知道群众生活困难,决定保证每家房东春节吃上饺子;记者徐华的房东姑娘没有棉裤,在家围着破棉套,大家凑钱买布和棉花帮她穿上了棉裤。
      1944年9月13日,大众日报刊发通讯《谁能享受这伟大的爱抚》。大众日报记者高光赴渤海前线采访,在攻下许家据点时身负重伤,在他和其他伤员躺在担架上返回途中和在病床上,四面八方的群众赶来慰问;马大娘抱着他喂汤饭打蚊子。高光深受感动,忍着伤痛在病床上写了这篇通讯。通讯说:
      母亲的爱是伟大的,但现在千千万万人用母亲的爱爱我们,谁又能估量这爱是何等伟大呢?如果不是在共产党八路军旗帜下,谁又能享受这样的爱呢?
      这说明,党报和群众也是母子关系,我们热爱群众为群众服务,群众也热爱我们。
      大众日报著名记者丁九曾深有体会地说,采访过程就是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服务的过程,在任何地方、采访任何人任何事情,必须执行群众路线与群众利益相结合的方针,为群众兴利除弊,记者工作实质上也是一种群众工作。
      (作者为大众日报理论评论部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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