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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汶川地震遗址晚上别去 除了地震,别无新闻

    时间:2019-05-08 02:31:46 来源:酷米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酷米范文网手机站

      5月12日14时28分。中国新闻媒体以前所未有的报道密度把全球华人的视线定格在了那个瞬间。尽管国内受众和外国媒体对中国新闻媒体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后的表现给予了较高评价,但面对近7万亡灵之痛,作为职业传媒人,我们知道,我们离不辱使命还有很远的距离;正缘于此,我们更应该在救援转入安置重建的今天,明鉴得失。
      在这次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我们的新闻报道构筑了许多不可逆的变化,塑起了一座新闻报道史上的里程碑。中国政府和媒体对四川汶川大地震灾情的透明与公开,史无前例,显示出中央高层和媒体在第一时间的反应和态度是毫不犹豫、毫无争议的。对此,笔者赞同著名外交官吴建民的解读,这“并非是在奥运会压力之下采取的权宜之计”,“应该把中国信息逐步公开的举措,放在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中看待”。的确,今天的透明与公开,蕴涵着历史的必然,水到渠成。
      
      一、传播环境:法制保障支撑政府透明和媒体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此后的11天里,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卫生部、审计署等都在其网站开设了信息公开的专栏,而各地也陆续有公民依法向政府部门提交公开有关信息的申请,有媒体还提醒有的政府部门对信息公开准备不足。如果说,这个时候,政府信息公开将开启一个新时代,还只有部分精英阶层能够意识到,而且未必抱有多么乐观的期望,那么,谁也没有料到,在《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仅仅12天,发生了共和国历史上级别最大的地震。这场地震全方位地检验了中国政府对《信息公开条例》的执行力,中国媒体为公众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海量信息和高度职业的实时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尹韵公这样表达了公众的感受:“这次地震,公众能够得到的信息铺天盖地。在我国,人们以前从未如此逼真地看到过一个灾难这么多的场景和细节。”中国政府和新闻媒体的一致行动,使四川汶川大地震被称为“信息公开的范本”。
      《信息公开条例》明确了在信息公开方面的公民权利和政府义务,规定公民可主动向政府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而媒体在采集和披露政府信息方面,也有了非常明确的法规依据。在这里,还必须提及在《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前已经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这一法律文件实际上赋予了媒体自主真实报道突发事件的法律授权,悄悄废止了多年来新闻界奉行的突发事件报道须层层上报请示的潜规则。
      《信息公开条例》和《突发事件应对法》这两个酝酿已久幸而出台的法律文件给中国现实带来的巨大变化当在其中。在此之前,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公民知情权,从而重视发挥媒体的作用;在此之后,则由重视转入法治,忽视、拒绝、管制,则成为非法。这里的分水岭,与其说是法律实施之日,不如说是四川汶川大地震之时,因为后者更刻骨铭心、更能承担起不可逆的宣昭功能。
      
      二、传播结构:充分地演示出当代信息传播结构正常运转的效力
      
      在《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之前,“第一时间”和“第一现场”的理念就深植业界;早在《突发事件应对法》出台之前,许多媒体就已经建立了突发事件报道应急机制并运转高效;在四川汶川大地震之前,包括新华社在内的许多媒体已经把对突发事件是否迟报、漏报作为考核记者的重要指标。一旦有了法制保障,国内所有媒体都争相以最快最充分的报道向全世界辐射,特别是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一往无前地冲在了发布地震灾情的最前面。
      在传统媒体成为汶川大地震报道主要消息来源的同时,大量信息还通过博客和手机短信传播。在一个手机就足以记录并传播文字、图片和视频的今天,隐瞒和封锁信息已经成为不可能。来自汶川大地震灾区现场的海量信息,通过国内外平面媒体、电视、广播、互联网、手机短信迅速传播,这种消息来源、报道主体和传播渠道的多元化、多层次,形成了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相互印证,从而确保了新闻报道的真实可信、充分全面,迄今尚未发现失实报道。
      一句话,当今信息传播结构中的所有要素都指向信息透明,透明才能赢得公信,控制反而适得其反。在这里,我们可以以汶川大地震为个案构建一个简单的传播结构模型:(见图)
      
      在这个信息传播模型里,没有任何一个消息发布主体是绝对的权威,有些权威是从信息平台的海量信息里“淘”出来的。一首通过手机短信传播的悼念因地震死亡儿童的诗歌《天堂里没有地震》,因为给苦难中的国人提供了能够共同分享的表达而上升为整个社会的心灵吟诵,以致新华社通稿专门报道了这首诗歌。在这里,一条手机短信进入了新华社报道,被“权威”确认。可见,谁最真实、谁最深刻,谁就是权威。
      如果说主流媒体在这个模型里有什么特殊地位的话,那就是它们直接与政府的公信力正相关,因此,在汶川大地震报道里,当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冲在最前沿滚动播发出大量现场报道的时候,政府的形象迅速获得了提升。
      在这个模型里,当任何消息发布主体被控制而不能进入完全状态的时候,其他主体发出的信息辐射就会对公众产生更有力的影响,即此消彼长。在汶川大地震报道里,上述模型中的所有消息发布主体都在无控制或较小控制下运转,因此非常充分地演示出了当代信息传播结构正常运转的效力,我们可以发现,开放远比控制更有利于化解难题和矛盾。
      
      三、传播效果:开放透明多元的信息发布与交流模式,实现了强大、积极、健康的议题设置与社会监控功能
      
      凤凰网曾经挂出一篇评论,题目叫《除了地震,没有新闻》,地震发生后的一段日子里,全国所有报纸、电视、网络,包括街谈巷议,一切信息和舆论都指向一个话题:地震。正源于此,源于透明的信息,源于充分的表达,源于自由的争鸣,我们的国家在巨大的灾难里展示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大众媒介里汇集和溢满了各个阶层的评论、呼吁与建议,从而在物力、人力、智力上凝聚了全民抗震救灾的力量,创造了许多的史上第一次。这些第一次是最好的传播效果证明。
      ――伤亡和失踪人数天天刷新。而1976年唐山大地震造成24万多人遇难,这一数字3年后才报道出来。
      ――中国历史上首次为普通民众设立哀悼日,奥运火炬停止传递3天。
      ――募集到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捐款。
      ――首个地震灾后重建条例施行,将灾后重建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政府部门对国内外媒体和网民提出的尖锐问题,如校舍建筑质量等,都迅速作出负责任的回应。
      综上所述,新闻报道、公众舆情和政府决策之间形成了高效、良好的互动。
      
      四、遗憾与使命
      
      最后,我们还有两点必须铭记。
      其一,四川汶川大地震报道中,暴露出个别媒体从业者在职业素养方面的许多不足,这些不足因为发生在一场巨大的灾难报道里,就更显得令人难以容忍,遭到了舆论的强烈批评,给这个里程碑式的报道范本留下了遗憾。如有的记者在宾馆里报道地震;有的电视台记者在人命关天的营救现场竟然提出摆拍要求;有的报纸以灾后的废墟配上美女照作为自己炒作的噱头;有的记者缺乏人文观念,追问灾区群众残忍的问题。
      其二,四川汶川大地震报道还远没有结束。这里的没有结束,并非简单地指安置和重建报道,而是指汶川大地震所暴露出来的一些社会问题都还远没有追索出真相。新闻媒体追索真相的使命还没有完成。
      四川汶川大地震报道固然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也只是遵循了最基本的规则:尊崇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符合新闻报道的规律,使新闻实现了向其本质的回归。这对于大众传媒的管理者、实践者和受众都是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我们有理由期待,四川汶川大地震报道给中国新闻报道带来的变化将是不可逆的。
      (赵宗符:大众报业集团农村大众报副总编;张维燕:新华社新闻研究所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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