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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字形的规范标准是 汉字字形规范的文化解读

    时间:2019-04-16 02:37:03 来源:酷米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酷米范文网手机站

      汉字字形规范,是指根据汉字发展的规律和社会交际的需要,为汉字字形确定统一的规范与标准。作为汉民族共同的交际工具,汉字的字形必须规范。只有人们在交际中遵守一个共同的字形规范,才能使交际活动中的信息传递、思想表达准确有效,从而避免歧义和误解的发生。汉字的字形规范是实现汉字的基本交际功能的必要保证。
      汉字字形规范的历史由来已久。可以说,自从汉字产生的那一天起,字形规范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鲁迅先生在谈到仓颉造字的传说时说:“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鲁迅文集》卷六第75页)。这就是说,汉字不可能是仓颉一个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许许多多的像仓颉这样的人慢慢积累丰富起来的。既然汉字是由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很多人分别创造的,可以想象,当时人们对于同一个字的写法绝不是一开始就完全统一的。刀柄上的图,门户上的画,或繁或简,形态各异,最初只是在小范围内充当交际的符号,尽管形体参差,却也并无大碍。但是,随着部落规模的日益扩大,人们的交际空间范围越来越广,形态各异的汉字形体无法得到广泛的认同,给大范围的交际活动带来严重的障碍。这时,对字形进行规范整理已经迫在眉睫,作为文字的重要使用者的史官们,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这一重要使命。他们将散见各地的字形搜集整理,确定相对统一的规范,从而达到了“敷衍记事”的目的。这些“仓颉”们,也便成了历史上最早对汉字进行规范的先驱者,在汉字发展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是由于他们的规范工作,汉字体系才可能最终形成。这正如章太炎先生在《造字源起说》中所说:人们造字,“字各异形,则不足以合契。仓颉者,盖始整齐划一,下笔不容增损。由是率尔著之符号,始为约定俗成之契”。
      但是,当时“仓颉”们的工作还带有很强的自发性,还远没有达到“下笔不容增损”的地步,也很难说是真正意义的“汉字字形规范”。这一点,从后来的甲骨文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甲骨文虽然已经是成体系的文字,但由于此期汉字仍然具有很强的象形性,有些甚至带有原始图画的特征,其形体的稳定性依然很差,异体很多,字形的繁简程度、字的参构部件、部件的位置及摆放方向都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如像短尾鸟之形的“隹”,在甲骨文中多达几十种样式,有高有矮,有肥有瘦,或添足或点睛,或静立或飞翔,或左顾或右盼,真可谓千姿百态,犹如百鸟翔集。甲骨文的“齿”字像张开嘴露出牙齿的样子,但牙齿的数量却多少不等,有一、两颗的,有三、四颗,甚至还有六颗的,再加上牙齿的位置分布复杂多样,使得“齿”字在甲骨文中的形体样式也十分众多(见图1)。也有些汉字采用了不同的构件,如“牢”字,本义是牲口圈,其甲骨文字形就像圈有牛羊马的牲口圈的样子,正因为牲口圈里圈牛、圈羊、圈马都可以,所以甲骨文的“牢”也就出现了从“牛”、从“羊”、从“马”等不同写法(见图2)。还有些字的摆布方向不同,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或正或侧,如甲骨文的“龟”字,就有左右正侧等多种写法(见图3)。
      
      这些形象生动的字形变化,从欣赏的角度来看确实十分有趣,但作为文字形体,这种混乱的局面是不符合语言对文字的要求的。作为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应该有固定的形体和明确的意义,这样才能有效地充当日常交际的工具。所以,汉字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通过自觉的调节和人为的规范,逐步使自身的构形朝着规范有序的方向发展。但这种发展并不是直线进行的,而是充满波折的。殷商甲骨文较乱,西周金文渐趋稳定;战国文字较乱,小篆走向统一;隶书书写较乱,楷书确立标准。这一乱一治的交错状态,一方面是汉字由稳定到变革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和当时的社会政治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
      汉字发展到西周时期,由于当时周王室的强有力的统治,天下一统,社会局势较为稳定,这使得当时的金文字形在规范程度上大大提高。周宣王时的太史籀还专门对当时的文字字形进行整理,编成《史籀篇》,作为教贵族子弟识字的教材,同时也是当时社会用字的规范。后来,随着周王室统治力量的衰弱,诸侯各国开始各自为政,社会局势开始动荡不安,并最终进入战国时代。“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是对当时社会的很好的写照。社会的动荡,导致了战国文字字形的极度混乱。图4是当时各诸侯国“马”字的不同写法:有的装饰得很精美,有的简化成寥寥几笔;有的还大致像马的样子,有的则成为纯粹的记号。如此严重的字形差异,极大地影响了不同地区人们的相互交际。所以,后来当秦始皇刚刚统一天下后,丞相李斯马上建议秦始皇统一文字,实施“书同文”的政策。
      秦朝在汉字字形规范方面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秦朝的“书同文”就是要“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即凡与秦国字形不同的其他诸侯国的异体字一律废止,以秦国通行的字形为标准字形。当时为了制定统一的字形标准,丞相李斯作了《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了《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了《博学篇》,这三本书以《史籀篇》中的字形为主要来源,对其中的较为繁复的字形稍加省改,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新的标准字体,即小篆。李斯等人的书就成了这种标准文字的范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字形规范与整理运动。为了使统一后的文字在全国得以推广,秦始皇巡行天下,所到之处都要刻石铭功,如著名的《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等,相传都出自李斯之手,是非常典范的小篆字形。除此之外,秦代还将标准小篆字形运用于兵器、虎符、玺印、货币及简策等载体之上,为汉字字形的规范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可见,汉字字形的规范,与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社会长期分裂动荡,字形分歧必然加剧;社会长期稳定,字形规范就会得到重视。秦朝以后,凡遇太平盛世,都会采取一些规范字形的措施。从两汉到唐代,统治阶级多次立石刻经,选派书法家或文化官员用标准字形书写,作为当时文字的字形规范。科举盛行以后,历代又出版了很多规范字形的字书,如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宋张有的《复古编》,清龙启瑞的《字学举隅》,等等。科举考试对字形的要求很严,只要主考官在考卷里发现一个错别字或不规范的字形,文章写得再好,考生也不会被录取。朝廷对于官吏的文书,在字形规范上要求也非常严格,如果发现奏章上写了错字,轻的打板子,重的还要降职办罪。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字字形的规范。
      不过,汉字的书写活动是由数量众多的个体实现的,个人的喜好不同,习惯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这就使得汉字无论何时都无法彻底杜绝异体字的存在。书写活动的个体性必然导致汉字形体的个人化和随意化,从而产生种种变异:有人追求文字构造的简便快捷,随意把文字简化;有人迷恋传统字形的庄重古雅,坚持写不规范的异体字和繁体字;更有些“马大哈”先生,随心所欲,信笔写来,甚至闹出笑话。明代冯梦龙的《广笑府》中就记载了这么一位县官,他写字一向很潦草。有一天他要请客,写了一张字条叫差役“买猪舌”。当时的字是竖排的,由于他把“舌”字写得太长,上下两部分分得太开,差役看成“买猪千口”了。差役跑遍了全城,又到四乡去搜罗,好不容易才凑成五百口猪。回衙后,差役连连磕头,请老爷恕罪,说自己实在是买不够一千口了。县官一听大怒:“我让你买的是猪舌,谁叫你买一千口猪了?拉下去打!”差役十分委屈,说:“以后若要买�(“鹅”的异体字),求老爷千万写短点,别写成买‘我鸟’了!” 这个故事虽然有些夸张,但因写字不规范而造成误解的事例,在现实生活中确实比比皆是。也正是由于这些现象的存在,汉字规范工作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显得非常重要。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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