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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与火的记忆]冰与火-中国股市记忆

    时间:2019-04-23 02:32:09 来源:酷米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酷米范文网手机站

      我出生在北国燕山脚下,与上海相距千里之遥。从地域文化上寻根,难以找到什么类同之处;可是从我的生命依存以及文学履痕去回眸,却梳理出与上海有着“剪不断”的文化情缘。   去年冬日,因为要从书橱里淘汰出一批书籍,小阿姨帮我清理书橱的时候,从书堆里翻出几本封面已然发黄的旧书,她认为这是需要淘汰的处理品,便信手将其扔在纸箱中。多亏我检查了一下即将送往收购站装满几个纸箱的旧书,不然的话我会遗憾终生。因为她把我三本处女作,也当成文化垃圾装于纸箱之内。我立刻将其取出,擦净封面的浮土,重新放回到书架上去。她颇为不解地问我:“书页上都有虫子屎了,留它还有用吗?”我没有回答她的质询,因为其中有她无法听懂的历史――它们是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短篇小说和散文集――其中的散文集,是我的处女作《七月雨》。也许是这几本书,差一点就变成废纸之故吧,萌发了我对上海悠远的思念。
      
      记得,那是1954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刘金先生与另外两个编辑(其中有一位姓翟),走进我北京的住舍,与我签订了处女作《七月雨》的出版合同。之后,我的长篇和短篇集,也是经刘金先生的手,分别在1956和1957年之前出现在新华书店的书架上。之后,由于1957年的反右,我生命中留下了20多年的文学空白,因而那三本上个世纪印刷于上海的书籍,是我青年时的文学履痕,因而格外珍惜。这里,除去文学的情缘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生命意义:这三本书我总共获得8000多元的稿酬,在当时这是个天文数字(刘绍棠当时用2400元,在中南海一侧购置了一所独门独户的三合院,院内有五棵大枣树)。当我后来身陷囹圄为囚后,家中抛下的老母和幼子,在二十年沧桑岁月中,这一老一小不能喝西北风活着,支撑他们活下来的支柱,主要是靠这笔数目可观的稿费。因而,当我复出文坛到上海时,虽然没能见到当年的刘金先生,我还是向当年新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们,表达了我的深深谢意。
      另一件事,对我说来也是刻骨铭心。上个世纪的1977年,当我浪迹山西黄河之畔的劳改农场时,当地富有良知的文学前辈将我调出监狱,让我到临汾文联工作。当时我的身子虽然离开了大墙电网,但还是一个没有获得解放的“另册”公民的时候,出于对几年在劳改矿山挖煤生活的感悟,我伏案于山西临汾一间窑洞里的小桌上,写了一篇题为《女瓦斯员》的短篇,没经任何考虑地将其寄往上海文学。我在小说的附信中,道明了我当时“鬼非鬼人非人”的政治身份。当时我既不知刊物的主编是张三还是李四,也不知编辑部的确切地址,因而不存在发表出的奢望,只是发泄一下心中炽热的创作欲望而已。真是鬼使神差,在信皮上只写下“上海――上海文学编辑部”几个字的邮件,居然邮寄到了编辑部。不久,我接到当时上海文学赵自先生的一封复信,除了言明“小说即将发表”之外,他在信中还同时代表唐铁海对我始自1957年的驿路风尘,表示了深切的同情。记得,当我接到刊登小说的上海文学时,我的内心百感交织,早已枯干了的泪腺,居然有几滴泪水夺眶而出。1957――1978,二十年光阴流逝过去了,原本就十分陌生的同时代人(只是在1956年,在全国第一次青创会上见过面),居然还能记起有我这片随风而去的落叶,让人感到当时的社会虽然冰冻三尺,但春水仍然在冰层下流。同时,我如同听到了一只文学候鸟传递来的信息:劳改多年,我的文学细胞还没有枯死,它还活着。
      这篇东西问世于上海的时候,比《收获》发表我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要早上两年的光景,在以阶级区分敌我的年代,上海的人文情怀让我一直记忆至今。面对过去,我曾自问过自己:尽管那时百花凋零,北京也有那么少许几家刊物,还在苟延残喘地活着,我为什么舍弃故土,而把文稿掷向上海呢?我梳理不出个头绪来,大概是故土留有我伤痛太多之故吧!记得,在1959年北京文艺第九期刊物上,前辈作家老舍重提我的旧账,他在批判我一篇小说时,使用的词汇曾令我毛骨悚然:“从维熙的反动小说,意在煽动农民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当时,我还没有入瓮为囚,在哄赶着一辆马车上,读到那段扎人心肺的文字时,如同身子掉入冰窖窿里一样。后来,我赶大车的权力也没有了,一辆北京公安局的吉普车,在严冬的时日,把我押解到劳改犯中转站――北苑收容所。这些记忆,让我太难以忘却了,精神本能支配着我,把那篇《女瓦斯员》的小说,没有掷向北京,而是寄往了上海。
      此事我一直牢记于心。因而当我由“鬼”还原成人之后的1980年,应上影之邀去写剧本时,我特意到赵自先生家里看望,并带上了进入历史新时期之后,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和一瓶茅台酒。历经苦难磨砺的人,更知人世间一个“情”字的份量。记得,那天在赵自先生家中聊天聊得忘记了时间,又因我多喝了几杯酒,因而下午赵自带我去探望长者吴强时,神态有些迷糊,吴强以为我病了,要带我去医院看看――成为我留在上海滩的一个笑柄,其实这都是人间情感使然。
      当然,《收获》编辑部,在那个年代敢于发表《大墙下的红玉兰》,则更是我文学死而复生的一个标界,我曾有过如是的感悟:“如果我投胎错了,把它寄给别的刊物,很有可能延缓我文学再生的时间。一年、两年……甚至多休眠几年,都是有可能的。在那乍暖还寒的日子里,中国的事情很难测算,常常是刊物主编的人文良心,决定着作家的命运。”这是我写在1979年的日记,事隔多年那日记的纸页虽然变黄,但我对巴老的尊敬之情,依然鲜亮如初。之所以如此,在《大墙下的红玉兰》之后,又发生了小说《远去的白帆》在另一家大刊物难以问世之遭遇,该主编委婉警示我:“以后别在粪堆里淘金了。”直白其含义则是,劳改生活是大粪堆,里边没有文学的黄金可淘。对此比喻,我虽然感到愤然,却也十分理解:文革刚刚过去,他害怕发了这样带有血色真实的小说,让他丢掉头上的乌纱帽。正好此时巴老从巴黎开会回来路过北京,小林带走了小说不久,就在《收获》上发表出来,并与《大墙下的红玉兰》分获全国第一、二届中篇小说奖。因而当巴老百岁华诞之际,我写了长长的祝贺文字,以示一个文学的后来人,对中国“世纪良心”的敬意。
      终生难忘的上海情愫之中,还有我难以忘却的一页。当《大墙下的红玉兰》在《收获》问世后,在千余封读者来信中,有一封寄自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来信,写信者是该医院的一名从事X光射线的军医。她在信中说,读了我的小说,像对我进行了一次心、胸透视一样,知道中国知识分子的头脑和心脏功能良好,没有被血腥文革挤压得变成畸形。她说她读了小说,彻夜未眠之后,清晨提笔写这封长信。她在信中让我难忘的几句话,至今激励着我在文苑苦耕。她说:“但愿中国历史再没有反复,如果有的话,你再次身陷囹圄之时,就是一个军医变成民间‘�中’之日,到时我将去监狱去探视你。这是我读过小说后,一个军医的心誓……”由于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我驻足上海的时日,特意到城郊的第二军医大学医院,回访了这位身着橄榄绿的军医,并与她一起到文艺出版社王肇岐家里,与上海文化界的朋友欢聚畅饮。记得,当初出版我处女作的刘金先生,似乎没能找到,后来成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的江曾培先生,倒是来了――那是25年前,我难以忘怀的一段封尘往事。
      整理书斋,由于几本处女作的失而复得,让我记起了上海以及上海的友人;与此同时,我还记起上海街道上成行的梧桐。在我的认知里,梧桐比性喜追风的杨柳,生命内核要显得端庄和凝重。当然,这不是上海肖像的全部,王洪文和张春桥都曾盘踞于上海;至今也还有个别文化人,愿当追风柳絮的失重之轻,不愿做巴老那样安然伟岸的梧桐;真话说得很少,而套话却连篇累牍。但这并不影响大上海的光辉璀璨,因为这座城市有着崇尚真实的历史传统――一个曾经是社会贱民的我,对此坚信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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