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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l个人历程 从价值澄清到品格教育:个人的历程

    时间:2019-04-12 02:49:11 来源:酷米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酷米范文网手机站

      编者按霍华德•柯申鲍姆,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价值澄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价值澄清是当时美国价值观教育最普遍、最流行的方法。价值澄清否定灌输,主张通过讨论与活动帮助年轻人选择、确立他们的价值观。但当价值澄清在20世纪80年代遭到广泛批评并沉寂下去时,霍华德又成为品格教育(品格教育竭力表明反对价值澄清)的积极参与者。
      本文作者详尽阐述了自己所以成为价值澄清运动领导者的背景,以及如何转变为品格教育积极参与者的思想变化过程。如果要给这个转变过程一个具体时间段的话,那是七年。作者通过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回味由“运用价值澄清对国家存亡会产生何种影响”这一在以色列遇到的问题所带来的冲击,体会自己教育女儿的过程,以及不断的思考和研究,勇敢地揭示出价值澄清理论本身的缺陷,并且意识到所有可以帮助青少年养成良好品格的好方法都应该受到欢迎。这一“缓慢”的学习和转变过程,正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和不懈的学术追求。在今天,这种精神正是我们的学术界应该学习和倡导的。所以,尽管文章有些长,但我们依然坚持全文刊载,相信读者朋友们在静下心来慢慢研读后,会与我们产生共鸣。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我是价值澄清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在这一时期所流行的价值观和道德教育创新方法中,价值澄清是最普遍的。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价值澄清受到了广泛批评,从那时起,价值澄清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辉煌。目前,品格教育在价值观教育领域最流行,它经常竭力表明自己反对价值澄清。我有幸参与到这个当下盛行的运动的发展和传播中。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从一种教育运动的领导者到另一种教育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而后者恰恰声称自己反对前一种运动。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啊!事实上,这是一个奇特而又有趣的历程。这一历程凸显了近来价值观和品格教育发展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我个人的道德和品格发展沿承了人道的、传统的、相对保守的道德传统,我想我应该从这里开始讲起。我的父母既饱含慈爱之情,又意志坚定。他们躬亲示范,表现出尊重、诚实、信任、仁慈等美德。我父亲的正直标准就是最高命令。无论是在街角的糖果店偷了一本连环画,还是打破了邻居家的窗户,只要我违背了他的标准,他便会非常生气。这对于我来说,犹如上帝愤怒一般。如果我不像他要求我的那样――回到小店或是邻居家去,为我的不正当行为道歉并赔偿――他便会说,我将来很可能会沦落为一个银行大盗,甚至锒铛入狱。
      我接受了严格的犹太传统教育。同样,正是这种犹太教戒律使伦理道德及恻隐之心得到强化,并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我接受了几年美国童子军①的品格教育。那时,我逐渐被灌输了忠诚可靠、乐于助人、亲切善良、友好、礼貌、顺从、乐观、节俭、勇敢、敏捷和虔诚等美德,并且要把这些美德灌输给更小的童子军。我珍惜其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成为了“鹰军”的一员,之后又成为童子军团长助理。
      说好听些,价值澄清想当然地不予重视灌输道德德性的传统;说难听些,价值澄清否定灌输,认为其扭曲了真正的价值的获取过程。而接受了价值观和品格基本训练的人却成了价值澄清运动的领导者,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然而,这也不是很奇怪。因为我的父母鼓励我去追求真理、追随自己的信念。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达到了法定年龄,充满朝气,满怀理想,而又自认为正直,于是我对曾接受过的道德训练产生了反感。我反感对自己施行强硬教育的父亲,也反感和憎恨自己亲眼目睹的社会。这个社会容忍种族隔离,宣扬在亚洲进行非正义战争,歧视妇女,还容忍其他社会问题及不平等现象。
      同许多事物一样,我也是这个矛盾的时代的产物。一方面我是传统家教、教育和宗教所灌输的道德观念的见证,另一方面我也是“大同时代”的见证。在“大同时代”,人们想要抛弃那些似乎有碍人类自由和潜力发挥的传统价值体系。在这样的时代中成长,我选择做一名教师并且支持价值澄清,一点儿也不意外。价值澄清是路易斯•拉斯思、梅里尔•哈明、悉尼•西蒙提出并发展的一种比较新颖的价值观和道德教育方法。通过朋友,我认识了西蒙和哈明,并且很快与他们成为朋友兼同事,共同发展和传播价值澄清。
      价值澄清曾在课堂、咨询机构、家庭及青年团体中广泛使用。我曾说过,价值澄清包括四个主要部分:第一,选择有关价值的话题或道德问题;第二,教师、咨询师、父母或组长提出一个问题或活动来帮助参与者思考、阅读、写作以及谈论这个话题;第三,在活动及讨论的过程中,确保所有的观点都会得到尊重和认可,确保课堂、咨询或团体中弥漫着一种心理安全而没有威胁的气氛;第四,活动本身和讨论的负责人要鼓励学生、患者或参与者在考虑话题时使用七个特定的评价过程。②最初的价值澄清理论表明,使用这些评价过程做决定的年轻人,会减少冷漠,减少逆来顺受,减少矛盾。从积极方面来看,这些人会更加热情,精力更加充沛,思考更具批判性,行为举止前后更加一致,更能够按照自己的选择行动。由于这个方法成功地发挥了作用,我们坚持认为,无论如何,教师、咨询师、父母或成年领导者也不该试图直接把价值观灌输给青年,因为这将会干扰他们发展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如果可以,我们愿意增加一个“第十一诫”或者用“不可道德说教”来取代“十诫”③之一。也就是说,要帮助青年人发展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不能把你们的(或我们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们。
      这就是我与西蒙、哈明及许多人一起传播的价值澄清方法。从1986年起,我出席了数百场价值澄清的演讲和研讨会。我针对这一主题撰写或与人合著了四本书及大量论文。我曾管理价值观联合会,它是传播价值澄清方法的主要顾问团。我也曾指导价值澄清辅导网,并在国家交流中心任职,以获取有关这种日益流行的方法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我访问过(美国的)三十多个州、加拿大的七个省,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我说这些并非炫耀,只为说明我为价值澄清付出很多努力。学校、政府机关和涉及生活各个领域的社会事业机构都试图学习这个流行于教育、咨询及助人专业的方法。我设计了价值澄清课程,并给各类机构提供价值澄清训练,其中有许多学区、政府教育部门,也有美国空军部队、美国人事指导联合会、美国红十字会、美国肺脏协会、路德教兄弟会、卫理公会派女教徒联合会、天主教教育协会以及加拿大的邮政服务部门。虽然,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在学术界享有更高的声望,但价值澄清却是最流行的新价值观教育方法。
      尽管价值澄清在20世纪70年代直至80年代流行甚广,但短短几年内它就失去了往日的光辉。讲演和研讨会的邀请急剧下降,书籍销售量也骤然下跌,校长们宁愿被控告在天花板中使用了石棉④,也不愿在课堂中使用价值澄清,价值澄清专家甚至濒临失业的边缘。价值澄清变得如此萧条,饱受争议和诋毁。当价值澄清衰落时,道德教育和品格教育等新的或者说是复兴运动试图(重新)崛起,他们的领导人使自己与价值澄清保持很远的距离。
      究竟怎么了?价值澄清缘何从那样流行沦落为“立场错误”呢?我们这些价值澄清运动的领导者又会怎样理解、怎样回应这些变化呢?
      我曾在别处提出,价值澄清走向衰落有四个原因: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治和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美国的教育改革和实践存有时尚主义的问题;价值澄清应用不当;价值澄清运动缺少对研究和发展的关注,学派本身停滞不前。我也开始探索第五点原因,即价值澄清理论自身的主要缺陷。我想在这里详细阐述的正是最后一个原因,即致命的理论缺陷。这一原因不仅是其他人对价值澄清广泛批评的核心所在,也是我自己从价值澄清到品格教育转变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每提及价值澄清理论,我一直都有点儿异议。在一篇题为《超越价值澄清》的论文中,我提议,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价值澄清的目标。一般来说,价值澄清强调个人满足和效能,其优秀成果被描述为对自己的价值观热情、执着并且清晰。但是,我们所有价值澄清学派的学者都相信,价值澄清的七步骤也有助于帮人们做出更具责任感、更有利于社会的选择。然而这一假说在价值澄清理论中并没有体现。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明确地阐述,任何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成果都应该是对社会具有积极建设性作用的个人。受过价值观教育的学生不应该伤害其他人,或侵害他人的合法权利,他们应该为所属集体积极贡献力量。
      如果确实如此,那么除了价值澄清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方法能够有助于取得这样的成果。这些方法包括交流、冲突解决、批判性思考、成就动机以及在20世纪70年代广泛传播的“生活技能”。虽然我扩展了我的价值观教育的观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赞成:如果价值观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个人满足性和社会建设性的人,那么基本价值观和美德的直接教授及示范或许也应该加入到价值观教育的实践中去。我们已经贯彻“不得进行道德说教”多年,我被自己生活的时代蒙蔽,被自己对传统权威的反抗蒙蔽,也被自己的理性和情感上的冲突所扰。在这种条件下,能回过头来意识到上述观点并非易事。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我起草的论文《捍卫价值澄清:我们的声明书》中进一步扩展了价值澄清理论的边界。那时,价值澄清的高潮来临,但其领导者被指责为“价值中立”或“没有价值”。因为通过价值澄清能培养出甘地,也一样能培养出希特勒。在我们的声明书中,我公开声明:“价值澄清从来不是‘没有价值’的。”虽然秉承价值澄清理念的教师、咨询师或父母在讨论中尽力克制自己,不要把任何特定的价值观强加给孩子,但价值澄清的过程和策略却暗含了公民价值观及道德价值观。例如,我们教学生虚心倾听其他人的观点,其实是在教他们尊敬;我们教组员关注他人的观点,其实是在鼓励他们重视公平和同情;我们激励人们言行统一,其实是在教他们诚实与正直的价值观;我们问他们道德两难问题,其实是在告诉他们德性的重要性,花时间思考道德问题的重要性。简言之,价值澄清过程本身蕴含着价值观和道德因素。虽然我们没有明确教授尊重、诚实、同情及其他道德价值观,但它们确实是隐性课程的一部分。
      我们曾坦然地接受价值澄清,甚至引以为傲。直到价值澄清被批评为没有价值,我们才开始意识到,价值澄清本身是在灌输某种根本的价值观。这是多么遗憾的事啊!不管如何,我认为这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然而,这份声明书依然无益于平息对价值澄清的批判,尽管它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承认价值澄清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教授尊重、公平、诚实、正直等价值观后,一个问题必然随之而来:如果教授人们尊重、诚实、公平等是好的,那么除了价值澄清还有什么方法和生活技能可用于教授这些重要的价值观呢?换句话说,如果教授某些传统价值观是好的,是否某些传统教育方法可用来实现这一结果?然而,我们都没有智慧和勇气去问这个问题。
      我是一个学习缓慢的人,我用了七年多时间明确回答这个问题。1982年,我受以色列教育部邀请出席在特拉维夫举行的一个为期两天的价值澄清研讨会,以及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另一个研讨会。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回教徒都有各自独立的学校系统,我被要求对以色列犹太教学校的优秀咨询师和教育工作者进行价值澄清理论及实践的培训。我曾与咨询师共事过,但在以色列工作是另一回事。一想到是第一次访问以色列我就十分激动,因为这不仅仅是旅行,而且是去拜访我的以色列亲戚与聚居在集体农场的朋友们,去与以色列专家共同工作。我不理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政策,我带着某种政治怀疑的态度去以色列。但是,当我即将抵达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时,飞机广播里播放着犹太人的国歌《希望》,我发现我竟意想不到地激动,并流下了眼泪,如同我远行后回家一般。
      第一个研讨会的第一天下午,一个参与者问了我一个很单纯的问题:“如果在以色列采用价值澄清,青年人还会不会继续以当前惊人的速度移居国外?如果采用价值澄清,青年人会不会愿意服兵役?”
      这两个问题改变了我的人生。当然,我曾以各种形式多次听过这两个问题。例如:“如果年轻人自己选择价值观,选择了信奉不同的宗教该怎么办?如果自己选择,他们可能会选择未婚同居,这是上帝所禁止的。”“如果自己选择,他们可能会选择吸毒。”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使用一种会使我们的孩子接触那些我们不赞成的观点或价值观的方法呢?我们怎么能赋予孩子选择我们不能遵守的价值观的权利呢?
      我原来已多次回答过这类问题。“迟早”,我这样回答,“你的孩子仍然要接触到这些观点及选择。让他们在安全的环境中――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在课堂、个人或团体咨询的背景下――考虑这些观点不是更好吗?我们应使用一种方法鼓励他们认真思考这些选择的后果,鼓励他们尽力思考而非简单地随波逐流。”是的,我有大量这类问题的回答,而且都是谦恭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并且令人信服的。但是现在我意识到,仅仅是我自己在潜意识里意识到这一点,我总是有些同情甚至是可怜那个提问者。如果我能够,并且愿意用言辞来表达,我可能还会说“你这个可怜的家长或老师啊!你如此确定你的价值观是正确的,你如此担心你的孩子会做出不同的或拙劣的选择,以至于只要有可能(但根本不可能),你们宁愿以某种方式限制他们的选择,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做出你不同意的或你认为对他们有害的选择。但是,请清醒清醒吧!我们生活在一个新型的、自由的世界中。”就像卡里•纪伯伦所写的:“你们的孩子并非你们的……不要试图使他们像你们一样。”
      但是现在,情况完全不同。当以色列教育工作者等待我的回答时,我意识到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作为价值澄清的推动者,我清楚,如果我说“价值澄清将使你们的孩子更可能移居国外”或是“我不知道价值澄清对年轻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会有什么影响”,他们的回答一定是“谢谢,但是我可能不会这样做”。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如果太多的青年人离开他们的国家或拒绝服兵役,国家将不复存在。道理如此简单。令我惊讶的是,撇开价值澄清,我发现我赞同他们的忧虑,并且发现了隐藏其后的假设:生活中有许多事情要比充分重视人们的自由选择更加重要。
      我们持有某些价值观――某些核心的、基础的价值观,例如,此例中以色列的形势及以色列教育工作者为国家存亡而做的努力――这些价值观如此重要,以至于如果力所能及,我们将会保护年轻人免受破坏这些基本价值观的行为的影响。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反之也成立,我们将寻找方法使我们的年轻人能积极接触教授、支持和加强那些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基本价值观的行为。我们将竭尽全力对我们的年轻人灌输、示范和训练这些核心价值观。
      我们应该鼓励年轻人更深入地思考重大问题,做出于人于己都最好的选择。但是,我曾否定和抵制与之相反的情形。在鼓励年轻人为自己思考的同时,我们应该试图把我们的民主政体和宗教传统中最好的品德、公民价值观和道德价值观教给他们。如果我们希望我们所珍视的价值观继续存在,我们将使用我们可支配的每一种方法确保这些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如同那些重视以色列形势的人想要以色列继续存在一样。
      说我自己是个学习多么缓慢的人并非自大。但是,当处于一定历史时期时,我只是一个20世纪60、70年代的产物。当你对词汇和概念足够精明时,你辩论中的大量优点便蒙蔽了你对其缺点的认识,并且,从一种特别的视角来看,你存有理智、情感与金钱的利害关系。此时,你想认识到这个问题并非易事,虽然对于那些与之关系密切度不如你的人来说显而易见。
      稍后,我意识到价值澄清的致命缺陷:它认为传统价值观理所当然,而不加以重视。价值澄清假定人们自身有足够的美德,对正确与否、公平与正义都有直观的理解,并且非常坚定。如果给他们机会来确认他们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思考各种可能的选择,他们将最终做出善的、负责任的选择。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哲学问题: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信息,难道人们不会认识到,他们的自身利益不可避免地与他人的幸福相联系吗?因此,即使是追求个人目标,也要在自身利益中做出更具社会责任的选择。然而,当你回答这个涉及基本人性的问题时,则面临这样的困难,每个人每天都会做出许多价值选择和道德决定,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信息来检验这个哲学问题。我们的时间和信息有限,所以除非我们有一套强烈的道德原则和良好品格,我们的决定对于其他人及我们自身而言才不是虚构的。
      价值澄清想当然地假定青年人的道德根基,它不承认青年人已经接受过的传统道德训练。但恰恰是这种传统价值观的训练有助于发展青年的是非观、善恶观、同情心以及有充足能力使价值澄清方法得以有效运作的责任感。在反社会的群体中,价值澄清将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对于重视思考和尊重的价值澄清过程来说,一定程度的社会化、克己及同情是必要的,而其中的许多品格都来自于价值澄清之外的方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想当然地认为青年的道德基础在价值澄清盛行时可能更可理解。那时,运用价值澄清的教师面对的青年人主要是在培养尊重、公民及个人责任、坚忍、高质量的工作等传统价值观的文化中培养出来的,即使他们不总是遵守这些价值观。但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及90年代,青年和成年人都出现了价值观逐步堕落的现象。如果可以假定青年人在入学时就具有稳固的品德发展和道德训练根基,那么我很怀疑,是否从来都如此。而今天则有充足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
      所以,在以色列,当一屋子教育工作者等我回答在以色列普遍运用价值澄清将会对国家存亡有怎样的影响时,我恍然大悟。但是在我描述我的回答之前,我必须回溯到几年前,解释一个我最终能在那个时候清楚地认识价值澄清的附加原因:几年前,我做了父亲。
      当一位所谓的儿童发展专家自己成为父母时,他才会意识到他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学习。我不是第一个,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这样的人。我确实学了许多。当我以女儿奇美拉的视角观察自己时,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注意到了大量价值澄清工作的有效。我在女儿身上用了许多价值澄清策略,问她许多需要澄清的问题让她自己思考,尊敬地听她的回答,并且鼓励她根据她自己确定的目标和价值观来行动。我为她提出许多与其年龄水平相当的选择,观察她成长为一个负责任、有同情心的年轻女性的过程。我为她表现出的自信、独立以及智慧而骄傲。
      但是,在鼓励女儿自主自律的同时,我发现我正到处灌输我的价值观!这些年我一直在教人们不要那样做――希望打消应该把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他们以扼杀其独立性的念头。现在,我处处在努力灌输我的价值观。“奇美拉,看到你把你的玩具拿出来与小亚当一起玩,我感到很骄傲。我真的非常喜欢看到你与人分享。”这并非强加价值观给别人,在成为父亲之前,我也曾否认;这仅仅是“分享你的真实的感受”,当然它有我所参与的发挥人类潜能运动的正式认可。但是现在我不得不对自己坦诚,是的,我在分享我自己的感受,同时我一有机会就会自觉地、频繁地强化她的分享行为。这是行为心理学最基本的应用――把赏识作为预期行为的奖赏以增加行动被重复的可能性。无论把它叫做灌输还是诚实地分享我的感受,我都是在有意识地操纵结果。
      我和奇美拉的妈妈为她提供了哪种书呢?看迪克和简跑步吗?看简和她妈妈在厨房做菜吗?看迪克和他爸爸学习驾驶模型飞机?绝对不行!看看简分离DNA分子还差不多。或者看简成了首相,看简得金牌,看魁梧强壮的足球运动员告诉迪克“哭是没有问题的”。过去我可能会说这不过是使她接触到更广泛的选择范围――价值澄清的关键步骤之一。她将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做出许多传统的选择,我们只是在努力争取某种平衡。这可能是对的,但是我在欺骗谁呢?作为父母,我们很清楚我们想让奇美拉逐步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我们想让她珍视自己,相信自己有成功的潜力;我们想让她像重视男人那样重视女人;我们想让她重视服务于他人,认识到她的责任是留给世界点儿什么,这要比创办了什么更好。所以,我们竭尽所能来构建有利于她朝此方向成长的环境。她最早的书和故事仅仅是我们培养孩子的一部分。
      她的价值观教育也涉及我们周围的朋友及其他人。我们常常努力使奇美拉接触那些有勇气、信守承诺、善良并且乐于助人的榜样。这也包括我们看后决定让不让她看的电影,包括每年感恩节她妈妈带她到当地餐厅工作。当她和我一起看电视时,即使节目没有突出社会的重要性,我也要通过我惯常的评论来灌输我的价值观,如评价这个人的不道德行为,那个人的道德勇气和责任,或者是另一个人的可怜选择。
      因此,作为一个家长,我渐渐惭愧地注意到我的实践和我所宣扬的理论不一致。我宣称,年轻人能在一种尊重人的环境中通过“建导”的过程掌握良好品德和道德价值观。即使理论上是对的,但该过程效率却很低。我有意识地向女儿灌输和示范良好品德和诚实、关心等基本价值观,以期她有一个良好的开端。这种良好开端对她有利,却对别的孩子无利吗?当然不。如果我认为自觉地把我所认为最好、最重要的价值观教给我的孩子是好的,那么对于其他父母、教师、宗教领袖而言也是好的。事实上,试图把我们文化、政治和宗教传统中最好的价值观灌输给下一代,对整个文化而言都是好的。
      成为家长对我有另一个有趣的影响。我开始更加欣赏我所得到的养育。我知道这听起来像陈词滥调。几年时间里,我对我受到的传统养育由既尊敬又叛逆迅速转变为接受、钦佩和爱。我逐渐认识到,虽然大部分我所要求的积极的价值观和品质本身并不是我接受的传统教养方式,但的确是因为传统教育我才具备了这些品质。
      价值澄清者宣传了15年的方法相当不完善并且有缺陷――在某些方面直达要害,在另一些方面则会误入歧途,在某些方面有帮助并且有效,在另一些方面则无力甚至有害。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后,价值澄清者要做什么呢?我必须承认,我觉得很难堪,甚至想隐居深山不再出来。但是我在价值观教育领域工作太久了,并且有25位教育工作者正坐在那儿等我回答。
      事实上,我想不起来那天下午我说了什么。但是,我清晰地记得那晚我经历了一次智力上的混乱。我试图重新思考和组织我15年的价值观教育生涯,我要把这些与我个人在家庭、童子军、犹太教、培养孩子及社会实践中的经历综合起来。总之,我要重新组织我的整个有关价值观教育的观点。第二天,我回到那个团体中与他们分享了我的答案。
      “考虑到价值澄清在学校和青年背景下对青年人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我大概是这样说的,“首先我需要澄清一个存在多时的对价值澄清的误解,这个误解甚至在我们这些积极传播价值澄清的人中也存在。我担心昨天我可能使大家认为,价值澄清是价值观和道德教育的全部。如果我(们)过去表达了这样的想法,最近我已认识到了我们错了。实际上,价值澄清只是价值观教育的众多方法中的一部分。”
      “儿童和成人至少通过三种主要方法来形成他们的信仰和价值观――灌输、模仿、个人选择和承诺。年轻人应该被灌输成年人(包括家庭成员、教师和各种社会机构)所在乎的价值观;他们应该看看那些正直而又热爱生活的成年榜样;他们应该有机会被鼓励为自己思考,并且学习有道德地、成功地生活及指导生活的技能。”
      “在综合化的价值观教育中,我们应该考虑价值澄清如何影响或不影响一个人对民族价值观的承诺。假设你们的学生接受了对以色列政府的理解及爱的灌输,这可以通过许多途径完成:如他们读到的文学作品、听到的故事、宗教训练、为培养对国家的爱而提供给他们的社会和情感经历、成长中的规则和奖赏及限制因素、经历的仪式和传统以及许多其他方式,这些都可以使他们高度重视民族遗产。我进一步假定他们已经接触过好榜样――在家、在学校、在教会、在媒体及公共生活中――这些榜样示范了一种对国家理想的积极的、可信赖的、热诚的献身精神。鉴于这个背景,我相信,既然价值澄清能帮助以色列年轻人处理所有在这个困扰不断的国家成长所经历的冲突,它通常也适合帮年轻人做出承诺,留在祖国,为民族的幸福和发展奋斗。”
      “但为什么要相信这一点呢?因为价值澄清与尊重、责任、公平、自由、诚实、正直及人类尊严等普世价值一致,并支持普世价值。如果以色列政府的理想和实践最终反映了这些核心价值观,那么使用这一方法只会帮助青年人发现并忠于这些价值观。最后,我相信,适当地实行价值澄清将有助于教授和强化许多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如果这些正是我们所灌输和示范的价值观,那么我们便不必担心价值澄清。”
      那天,一个与会者遇到我说:“我们一直在以色列进行一个与你所说的综合方法一致的计划。”接下来,他向我描述了一个有两万个以色列犹太青年参与的青年计划:在几天时间里,青年人探讨在以色列成长的意义,以色列生活的压力,美国及其他地方的魅力,以及他们关于留下或离开的想法。其中许多活动和讨论都是价值澄清活动,但是也有爱国歌曲、故事及阅读来加深对以色列历史、近代独立的正确理解,还有具有积极作用的榜样,他们讲述其留下来为保卫和发展祖国而做出的努力。可以说,这是一种综合的价值观教育,它既灌输和示范,也给年轻人时间自己处理所有接受到的灌输和示范,坦白地说,是一种自由开放的讨论(即价值澄清)。
      这个综合计划的结果如何?报告人说,从调查表和跟踪调查来看,参与该计划的青年承诺留在以色列而不移民的比例确实显著高于与之相似但没有参与该计划的青年。对于这个报告结果我有些疑虑,因为我怎么努力也查阅不到这个研究,我所掌握的全部资料仅仅是一篇报告。这篇报告由一个似乎非常了解该计划的人所写,记录了一些与计划有联系的案例,使人相信,该计划对参与者有重要的、积极的影响。
      无论如何,我都相信基本假设是正确的:当我们灌输和示范积极价值观,教授良好品格,之后再给青年人机会评估这些对他们的影响时,便增加了品格教育取得成效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只是教导和咨询。如果我们直接教或告诉人们一些品德,他们可能记住一部分;如果我们示范我们所教授的,他们记住的会再多一些;但是,如果我们还给他们机会去处理这些信息并得出对个人的意义所在,他们将记住的更多并可以保持得更久,而且还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深远影响。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促进青年养成良好品格,例如信赖、尊重、责任、关心、公平及好公民等核心价值观,那么我们应该欢迎所有可以达成这些目的的最好的方法。
      所以,1982年在以色列的经历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认识到一个严重错误,它因我们这些价值澄清的倡导者想当然地认为而造成,致使传授积极价值观和良好品格的重要性最小化,甚至遭到诋毁。我认识到,单独的价值澄清不能胜任价值观和品格教育,但是在更综合化的手段中它是一个重要成分。
      在接下来的几年,我问我自己和其他人下面几个问题:如果灌输积极的价值观和品格是重要而高尚的,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如果对教给青年人良好的价值观和品格来说,示范价值观和品格是必要的,那么做一个好榜样的最有效方法是什么呢?如果价值澄清,或者更宽意义上的价值观发展的建导,是帮助青年人内化最好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并依此行动的有用且重要的方法,那么价值澄清及其他建导的方法如何在价值观和品格教育中运用呢?如果教给青年各种能使其过上既有个人满足、又对社会有建设性的生活的技能,能够强化他们的价值观、道德及良好品格,那么这些技能是什么,我们怎样才能最好地教他们?迄今,这种思想的成果就是我在《在学校和青年背景下加强价值观和道德的100种方法》中描述的价值观教育的综合方法。现今,品格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人们也认识到价值观教育方法更加综合化是明智的行为。
      20世纪价值观教育的历史犹如钟摆。世纪初以明确的品格教育开始;在20年代和30年代转向进步的公民教育;40年代和50年代社会不重视价值观教育,而致力于灌输战争时期的努力目标和国家繁荣的思想;在60年代和70年代,价值澄清、价值分析和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占主导地位;80年代则产生了一种更具指导性的道德教育形式;整个90年代,乃至进入新千年,品格教育流行起来。
      过去30年的价值观教育的历程使我相信,如果我们想要解决个人混乱、道德滑坡及社会蜕变等在今天也都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我们能够得到的所有帮助。无论是守旧的、温和的还是自由主义或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咨询师、父母和青年领导者都有机会共同工作,致力于一个共同的挑战:教授、示范、建导我们共同的未来所要依赖的品德特质、道德德性、公民价值观及负责任的自我指导。如果我们做到了这一点,那么21世纪价值观教育的历程将不再是变化不定、在传统与进步的趋势间重复和矛盾的波动,而是一种不同代人综合、联合、一致的努力,人们将综合应用各种最好的品德发展和价值观教育方法。
      
      注释:
      ①译者注:童子军最早形成于1907年的英国,年龄范围为11―18岁。它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和技能训练,使青少年得到身体、精神和智力上的培训,帮助他们增长知识、掌握技能,完善自我、家庭以及所在社区,使之成为有责任感、自立的公民,将来为社会做贡献。童子军分为不同的等级,成员们通过完成每一阶段的技能要求而得到晋级。鹰军是最高荣誉,是每个童子军向往的目标。但是要完成鹰军的技能学习和要求需要十分热忱的投入与努力。在美国,有25%的少年加入了童子军,而他们当中最后成为鹰军的仅有4%。
      ②译者注:此处有关价值澄清四个部分的内容略作删节。
      ③译者注:“十诫”即基督教十诫。
      ④译者注:石棉尘埃是一种机械刺激物和强致癌物,进入人体后,不分解不排出,长期滞溜在肺内并积聚起来,逐步形成石棉肺、肺癌和其他肿瘤,导致死亡,素有“静静的定时炸弹”之称。为了加强石棉的安全使用,美国环保部门宣布,从1987年2月起,禁止在屋顶、化学地板、胶板、水泥、衣服等范围内使用石棉,并在以后10年内全面禁止使用。
      
      【霍华德•柯申鲍姆,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教授。美国纽约。郭冰,北京师范大学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2008级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5】
      
      责任编辑/赵 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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