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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富”之后,何时“民强”?】从国富到民强

    时间:2019-04-11 02:21:14 来源:酷米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酷米范文网手机站

      “国富民强”是国人的美好愿景,从民本、民生的角度考量,国富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民强,否则,国富又与民众何干?   有望雄居世界第二的财政收入,让我们梦寐以求的国富即将成为现实,也令每一个国人心生期盼,因为民强的首要前提就是国富。不过,国富之后,我们何时能迎来民强?
      
      国富民强中一道艰难的选择题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日前披露,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我国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了1.4倍。“现在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20%,是日本的10倍、美国的2倍。”蔡继明指出,政府在民生支出方面显得比较“小心”,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约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三项支出占比仅14.9%。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为61%。引用了这么一堆数据,无非想说一句话――国富之后,财政支出的蛋糕究竟该如何切分?能最大限度地惠泽民生吗?
      财政支出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勤俭节约、透明公开,更是国富民强中一道艰难的选择题。因为,财政开支的主动权和决定权更多地在于公权力部门,如果缺乏严谨细致的监督和制约,漠视纳税人的权益,一些人花起钱来就不是一般的大手大脚。这不,继长春市公安局被曝花近3万元买一台笔记本电脑后,昆明市财政局、纪委、法院等多个部门又被指“豪华采购”。
      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爱尔兰时报》采访时这样说过:大家都知道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一句名言――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他的另外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却很少有人读过。他在这本书里写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对于我们来说,第一是发展。第二是协调发展。我们要特别重视社会公平与正义。
      国富了之后如何实现民强?温总理引用的《道德情操论》中这段精彩的概括,蕴涵了太多的真理和内涵。论国富当不忘《道德情操论》,如何使世界第二的财政收入深得人心、让全体国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这实在是一个让人热切企盼的民意诉求。
      
      8万亿能否推高政府资金使用率
      
      在财政收入持续提高的同时,提高财政收入的“含金量”是必须面对的一大课题。除此之外,当政府手中越来越有钱的时候,怎么花钱也是一门需要深研的课程。
      今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长11.9%,达到了8.5万亿元,按照一般估计,二季度经济增长仍可达到10.7%左右,粗略地说,今年上半年全国经济这块大“蛋糕”能达到15万亿元左右的规模,而财政收入有望超过4.3万亿,这意味着政府在“蛋糕”中所“切掉”的比例不到30%,按照一般惯例,这是一个合理范围内的比例,考虑到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突出作用以及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切掉”不到30%的“蛋糕”甚至分量偏轻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如何花钱就更加重要。
      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支出不平衡的水平正在不断抬高。这体现在政府购买项目开支过大而政府转移支付过小的对比上。一方面,出于应对金融危机、保证经济增长的考量,政府对公共项目工程的投资越来越庞大,特别是对“铁公基”项目的政府投资情有独钟,个别省份的计划投入甚至达到惊人的12万亿。尽管在内需不足和外部环境不稳的情况下,政府投资占GDP贡献率过大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不仅存在巨大的决策浪费,而且一旦形成各级政府的决策惯性,会埋下巨大隐患。另一方面,政府购买中相当比例的资金用于供养庞大而低效率的政府机构和工作人员。这是政府财政收入使用效率降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真正可以提高政府财政收入使用效率的是转移支付部分,即政府在社会保障、贫困救济和需要保护的产业补贴方面的支出。当前政府倡导的经济方式转变方向正确,而关键在于消费内需的扩大。实际上,居民消费意愿的降低,很大程度上并不源于绝对收入的减少,而源于相对收入的减少,或者说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下降。只有将更多的财政收入投入到社保体系建设和弱势地区及群体中去,经济方式转变才有望成功,经济增长才可获得内部保障。这种投入是长期的,但却最有效率。
      从这个意义上说,成为财政收入使用率最高和最有远见的经济体,比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收入经济体重要得多。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要求。
      
      为八万亿注入更多公平正义
      
      就政府收入的规模而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在国民财富的大蛋糕中政府拿走了多少钱,而在于政府拿走的那些钱究竟用途如何。我们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政府支出的绝大部分用于居民的社会保障,而中国的政府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用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即使以2006年为例,我国政府的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高达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国为4.19%,韩国为5.06%,法国为6.5%,加拿大为7.1%。美国最高,也只有9.9%。
      近年来,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不断下降,更多的财政资金流向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费用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费用的增长速度。加之我国的财政资金的相当一部分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社会保障、医疗等民生领域,财政资金供给严重不足,这是在我国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当的情况下,居民对于政府收入的感受却远远不同于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
      就此而论,站在国民财富分配的角度,我国“国”与“民”之间收入分配的最大症结,除了政府收入增长过快、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大蛋糕中政府切割的比例太多之外,更重要的是,政府收入和支出的结构存在很大的问题。就收入结构而论,政府的收入除了税收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预算外收入,因此,必须规范政府的收入来源,将政府的所有收入都纳入预算内。就支出而言,近年来在民生等领域,政府加大了投入的力度,但在行政管理费用以及一直不对外公开的“三公费用”方面的支出依然非常庞大。再加上预算不公开和不透明,使得政府在社会保障和民生等领域的支出和发达国家比较依然有不小的距离。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民主的政府比一个专制的政府更花钱。”对于现代政府而言,其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政府不将绝大部分收入用于民生和福利,则政府的收入显然缺乏公平和正义的要素。对即将成为全球第二大财政大国的中国而言,这更具深刻而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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