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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元光:从士兵到博导】雷佳博导

    时间:2019-05-01 02:33:47 来源:酷米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酷米范文网手机站

      作为国内知名的传播学者,戴元光先生在近20年的学术生涯中硕果累累,32岁时就写了我国大陆第一部传播学著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迄今出版《现代宣传学概论》、《传播学笔记》、《大众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方法》、《撞击下的浮躁与选择》、《传播道德论》、《传播学通论》、《二十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等传播学专著十几部,先后获得过甘肃省优秀图书奖、社科最高奖、国家人文社科奖和甘肃省优秀园丁奖、上海市育才奖等诸多荣誉。如今,他是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传媒研究中心主任。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戴先生却是个很低调的人,面对荣誉和成就,他显得非常淡然。他说,做普通人,过普通人的生活,实现普通人的价值,是我人生的选择。我获得的那些荣誉对于人生来说只是过眼烟云,而且自己的那些东西,很难说就一定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即便被认为是可以肯定的,也不一定被所有的人认可。这种淡泊宽容的性格正是来自于他成长的家庭环境与丰富的人生经历。
      
      “挺着,就过来了”
      
      60年代的中国,穿上绿军装,当上解放军是件很时髦的事。军营中严格的纪律和不畏艰难的精神吸引着激情四溢的年轻一代,人们都把军队当成是一个大熔炉,因为它能锤炼出一个人不平凡的人生,戴先生就常说自己是从军旅开始人生旅行的。他15岁到部队,当时身高只有一米五几,发的衣服都不合身。经过两三年的艰苦锻炼,不仅个子长到了1米73,自己也成长为一个优秀的战士。在部队,戴先生做过很多工作。站岗放哨,做文书,当参谋,到后来主要从事信息资料工作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当时,他办小报纸,出黑板报和墙报,接触到一些有关新闻宣传的资料和书,如俄文的《宣传心理学》。这成为戴先生从事传播学研究的最初的基础。
      在部队,戴先生还养成了买书读书的习惯。从《论语》到《怎么办》,从《文心雕龙》到《奥赛罗》,还有后来的《镀金时代》、《热的雪》、《州委书记》、《小虫的土葬》、《精力旺盛的人》等,书的种类很多,涉及面非常广泛。不过,戴先生常向我们提起的书是一部写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传记:《田中角荣传》,其中的一个故事,他印象尤其深刻。田中是乡下人,到城里当了泥瓦工,有一次,他在很高的楼上抬砖头,肚子饿,头发晕,顶不住了,对师傅说我不行了。师傅就对他说,小伙子,挺着就过来了,于是,田中就走了过去。戴先生常用它来激励我们,他说,人有时候就是需要挺着的精神,坚持一下,什么都过去了。
      这种精神和品质或许正是部队给他带来的深刻影响。他说部队不仅给了我吃苦耐劳的精神,还锻炼了我的毅力和意志。在部队的10多年,他记不得爬过多少山,走过多少路,挨过多少冻。有几次执行艰苦任务的经历至今记忆犹深,一次是在零下40多度的戈壁滩修整农田,抡的是一百斤重的镐,手被冻得毫无感觉,棉衣也冻得硬邦邦的,脱也脱不下来;一次是在零下30多度的气候下演习,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为了找到最隐蔽的地形,他在黑地里匍匐寻找到了一个能容纳一个人的大坑,天亮才发现是一个坟坑,里面还有白骨。
      
      “多认识比你高明的人,你才能进步。”
      
      戴先生成长于讲奉献的年代,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服从党的需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他曾经学过医,很早就能独立开方子,还在山东莱芜开过诊所,他说他想当医生,因为医生可以救人。对于后来为什么没有去做医生,戴先生幽默地说,我有一个叔叔是医生,我弟弟也是军医,他们做了医生,我就不做了。后来,戴先生就开始在兰州大学中文系学习文学,度过一段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当学生会主席,组织演出,编排舞蹈,释放出无限的青春活力。
      1982年底,戴先生从部队转业,工作和事业面临新的选择。当时他有三个选择:一是光明日报记者站,二是省报,三是新华分社。最终,他却选择了一家研究所的刊物,专门为刊物做翻译和编辑工作。因为刊物发表的文章一部分是英文、俄文翻译的,另一部分是中文稿件,有大量的信息资料。戴先生说,这个工作使他在部队、在大学期间学习和积累的知识都派上了用场。1984年,兰州大学组建新闻系,几位老师希望他去任教,戴先生觉得在大学里可能有更多学习和深造的机会,没有考虑待遇和薪水,就欣然接受了邀请。进了大学之后,戴先生发现自己还要再不断充电,不断提高自己,于是,一门心思寻找学习的机会。1985年,他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著名学府复旦大学学习,他的人生也由此发生了转折。在复旦期间,他经常早上5点就起来,晚上一两点才睡觉,把时间都花在读书上,接触了大量美国和我国台湾、香港的新闻传播资料,培养起对传播学的浓厚兴趣,并开始在这些方面下工夫。到了1987年,怀揣35万字的传播学书稿,戴先生回到了兰州大学,并成为第一个开设专门的传播学课程的老师,这本书稿就是后来中国大陆第一本传播学教材――《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写这本书的3个年轻人,就是戴先生和复旦好友邵培仁、龚炜,童兵教授称他们为“复旦三兄弟”。戴先生说,这是我从事传播学教学与研究的最基本的起点。复旦毕业之后的1989年,戴先生开始远赴海外访问求学,将目光投向传播学研究最为发达的美国,在几年的访问过程中,逐渐吸纳世界传播学研究的新思维,丰富自己的传播学研究思想。
      当问及戴先生在不同学校读了很多年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时,他说,和很多老师成为朋友,是我最大的收获。他说老师们很有知识,和他们做朋友,比读书进步快。几十年过去了,许多老师和戴先生成了忘年之交。戴先生说,我的体会是:你要多认识比你高明的人,你才能进步。我就得益于许多良师益友。
      
      “一个学科的发展,一个人的成长,都必须从基础开始。”
      
      成为一个学者,需要过清贫的生活,需要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进入传播学理论的学术研究领域后,戴先生表现出很好的适应能力和沉稳的学术思维状态,他说,就像打仗要先挖战壕一样,没有战壕,到时怎么冲锋?因此,他将自己的学术研究重点首先放在传播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上。如今,除出版《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外,他还写过《传播学通论》、《传播道德论》、《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等专著,一以贯之地注重对传播学最基本问题的分析和探究。戴先生说,一个学科的发展,一个人的成长,都必须从基础开始。不能名义上是传播学专家,却连起码的传播理论、传播史、传播概念都不清楚。我们研究新闻传播学的人,许多人过去学的不是这个专业,是语言文学专业或其他专业,缺少对学科整体的了解,缺少专业的基础,因此必须从最基本的方面抓起,对学科的发展史、发展现状、发展趋势等要有系统的了解。
      研究方法是基础理论研究的一部分,不仅包括史的研究,也包含学科研究方法的研究。具体地说,用传播学研究方法研究传播学是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众所周知,我们国家以前比较注重定性研究,比较注重主观判断,比较重视用逻辑的方式来研究学问,较少注重量化的方式。其实,用量化的方式来研究传播学理论问题,研究社会问题显得比用质化的方式研究问题更为迫切,更需要加强。戴先生说,有人写文章说,量化研究就是几个数字,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其实这些数字都是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得来的,不是随便得来的,很不容易。
      作为一个学者,既要执着于理论的科学探索,也需要密切关注在当代中国发生的各种变化,让自己的学问紧密联系社会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今,传播业发展十分迅速,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如何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减少负面的影响,使传播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就显得非常重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戴先生开始关注传播道德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戴先生说,现在媒体越来越多,从事传播的人越来越多,传播业的竞争愈来愈激烈,这就愈要加强传播伦理道德研究,何况我国传播道德和伦理的研究本来就非常薄弱,就更需要加强。
      “这个暴利的产业要对社会负责,要对中国人负责,要对未来负责。”
      与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戴先生对现实当中的许多社会问题、社会现象都保持敏锐的洞察力,不过,所不同的是,他对大众传媒领域的诸多问题始终保持着独立的、清醒的、批判的视角与立场。戴先生认为,传播的结构性问题不解决,传播业的发展就不会是健康的;传媒的市场化和集团化解决不了传媒的全部问题,我国传媒的市场化和集团化发展都有误区,传媒经济的研究也有误区;另外,我国传媒和传媒人情绪化现象比较严重,如针对“9.11”事件、伊拉克战争、“SARS”报道,我们的媒体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反省,需要研究。
      在课堂上,戴先生经常提到一个词,那就是“知情权”。他说媒体要体现人文关怀,首先要更多地满足人民群众“知”的权利和“知”的需要,真正承担起提高全社会的文化质量的任务,老百姓需要的文化可能一时比较低俗,但你不能说他不懂钢琴,你就不放交响乐。此外,针对弱势群体在中国媒体中传播的弱势地位这一问题,戴先生撰文指出,媒体不能忽视社会弱势群体,不能缺乏深刻的人道精神。他说,这个暴利的产业要对社会负责,要对中国人负责,要对未来负责。如果做不到,学者就应该寻根溯源,探究事实的真相,阐明问题的本质,这恰恰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意识与品质操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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