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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炎培故居简介 [黄炎培参与筹备新政协前后]

    时间:2019-04-24 02:26:40 来源:酷米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酷米范文网手机站

      黄炎培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民主建国会与中国民主同盟两个民主党派的创建者,将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国家重生、民族振兴的使命中。
      1937年12月28日,黄炎培在长沙会见了徐特立1938年5月19日,他于汉口会见周恩来,从此开始了与共产党的交往。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周恩来:董必武等代表共产党加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作为社会贤达也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从那时起,他与共产党人开始配合,力促抗日。1948年,黄炎培辗转抵达北平,参与了新政协筹备的重要工作,并在建国后出任共和国的开国副总理。
      
      “金蝉脱壳”秘密北上,奔赴北平
      
      1948年初,黄炎培在上海秘密阅读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明确表示“今后只有一件大事,我们应该依靠中共,与中共取得联系”。当他得知民盟中央在香港宣布放弃中间立场,与中共“携手合作”,“彻底消灭整个反动派集团的统治”时,作诗寄赠远在香港的沈钧儒:“傥劳行者怀居者,犹是张园隔枣岚。”满怀热情地表达出遇同道者的欣慰{尽管我们相隔千山万水,但彼此的心情像重庆时期的张园(黄炎培在渝寓所)与枣岚(沈钧在渝寓所)一般近邻。
      1948年4月初,经黄炎培决策,国讯书店公开出版了中共中央制订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单行本,《国讯》杂志也组织进步的经济学家和农村问题专家撰写评论文章,准备连发三期。但文章刚刊发两期,就被国民党内政部以“刊载为匪宣传文字”的罪名,将国讯书店查封,勒令、《国讯》杂志停刊。
      4月10日,在《国讯》结束会议上,黄炎培等人立即提出筹备续刊《展望》。30日,由黄炎培亲自主持工作、确定编辑方针的《展望》正式出版,延续了《国讯》的战斗风格。9月,黄炎培主动提出由共产党派人来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中共地下组织接受了请求,派遣王元化负责《展望》的编辑工作,黄炎培与他配合十分默契。《展望》成为当时上海透露解放战争实情和宣传共产党方针、政策的唯一窗口。
      至“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毛泽东考虑到,国民党政府很快就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覆灭,新中国的红日即将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这时更需要全国人民一致行动,为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毛泽东决定用发布口号的方式表达这个政治意图,于是,亲自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鼓舞人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共23条,全面阐述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代表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其中第四条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第五条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5月23日,民主建国会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黄炎培、胡厥文、施复亮、杨卫玉、盛丕华等参加,一致通过“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
      随着国内战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溃败,共产党军队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区日趋恐怖,黄炎培不仅受到特务监视,还上了“黑名单”,处境越发危险。正在这时,黄炎培收到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上海地下党转来的,邀请黄炎培北上解放区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函。黄炎培果断决定接受邀请,秘密北上。
      1949年2月,中共上海地下党设计了一个“金蝉脱壳”计划。事先放出风声,说黄家要大办年货,准备春节宴客,造成黄炎培短期不会离沪的种种假象。2月14日下午,黄炎培携夫人佯称出门购物,乘车至南京路永安公司,让汽车就地等候,跟踪的特务不知就里,也在门口等候。黄炎培夫妇穿过店堂,自另一门出去,坐上事先等候的汽车,摆脱了特务的控制。次日,黄炎培被中共地下党护送上一艘开往香港的轮船。
      黄炎培安全抵港的消息见报,特务才如梦初醒,此时,黄炎培已经准备再次启程,转赴解放区。3月25日,黄炎培从香港,经天津,到北平。上午10点,当黄炎培一行的专列鸣着欢快的汽笛驶进北平东火车站,董必武、李维汉、沈钧儒、章伯钧等人早已在此等候,并将他们安置于六国饭店,黄炎培形容当时的感觉是“无微不至”。
      3月27日,中共中央欢迎大会上,黄炎培被推举致辞。抵达北平短短几天时间,与黄炎培过去几十年的所见所感形成了强烈对比,他激动万分,他用发自内心的“三呼万岁”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从此“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不绝于口。民主党派与“中共正式成立统一战线”,黄炎培开始为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召开、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
      
      双清别墅的第一位客人
      
      3月26日,刚抵达北平一天的毛泽东,就将黄炎培邀至香山双清别墅单独宴请。黄炎培是双清别墅的第一位客人,两人畅谈叙旧、纵论时局。然而,两人交谈的重点,还是重大的建国方略,毛泽东向黄炎培吐露了若干重要的大政方针,包括他所设想的国家前景,黄炎培所领导的民建及黄炎培本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等等。在交流的过程中,毛泽东再三向黄炎培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共的政策将大大有别于苏联斯大林。
      毛泽东诚恳地希望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这位教育家来牵这个中国实业家们的“头儿”。黄炎培在民族实业家中有相当高的威望。早年,他与南通张骞、与无锡荣家兄弟、与胡厥文为首的上海迁川实业家、与浦东穆偶初、与上海刘靖基、与南京刘国钧、与天津李烛尘、与四川民生轮船的卢作浮等都有着长年的交情,曾起过实业家们的组织者的作用。同时,他也希望黄炎培能够向实业家们传递、解释共产党政策。
      1945年,黄炎培曾到延安,与毛泽东推心置腹,共同进行了著名“周期率”对话。双清别墅谈话是继延安谈话之后两人之间的一次重要的思想交流。这次谈话,奠定了黄炎培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同时,两人的友情也从20世纪20年代的神交,1945年延安的初交,到新的事业开始之际达到高潮。是日,两人谈话至夜深,毛泽东言辞恳切。对这一重托和委任的新角色,无论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还是对朋友的考虑,都令黄炎培难以推却。责任在心,黄炎培迅速加入到各地解放的工作中。
      从4月下旬起,黄炎培开始配合上海解放工作。5月26日,上海解放。至7月中旬,他一边着力为上海恢复工作出谋划策、奔走忙碌,一边积极投入到新政协成立的工作中去。
      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 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开幕。会议由毛泽东、李济深、沈钧儒等主持。筹备会分为6个小组进行各项准备工作。黄炎培为第四组副组长(组长董必武),黄炎培不在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代替。秘书为赖亚力。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有、胡厥文等22人,全组共有25人,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召开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开幕。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人民的盛会。黄炎培等14人代表民主建国会出席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代表共662人,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实际上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因此会议宣布其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大会第一天,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开幕词:“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个文化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会议期间,黄炎培代表民建发言。他说;“我们兴奋了,我们这一群人,今天在中国共产的领导之下,要从地球几万万年一部大历史上边,写出一篇意义最伟大最光荣的记录,它的题目,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黄炎培以诗人般的激情,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为一座新的大厦,“这所新的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相信,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是可以战胜任何敌人、克服任何困难的。毛泽东的气质就是中国人民永远胜利的旗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召开,便是表明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旗帜下巩固的团结起来了。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旗帜下的大团结,便是我们今后伟大建国事业必能胜利完成的保证。”
      9月27日,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京;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暂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等决议。
      在这次大会上,还讨论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的经过和纲领的特点》的报告,代表们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黄炎培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讨论的一些激烈片断,《共同纲领(草案)》第四十七条,要不要加“职业教育”,讨论时意见就很不统一,最后讨论结果是,不写“职业教育”,而是加了一句“注重技术教育”。黄炎培的这些记录,后来都收进《黄炎培日记摘录》,当时各方对于建立新中国的热情与严谨态度成为后世遵从的榜样。
      9月29日,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隆重举行。黄炎培登上天安门,心情无限激动,他特意赋诗一首《天安门》:“归队五行旗下,齐声义勇军歌。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大野秧歌四起,红颜白叟黄童。中国人民领袖,出一个毛泽东。”
      
      打破“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黄炎培是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创始人和理论家。在吸取西方先进国家的教育经验,反思中国自办新教育以来的问题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1917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他发表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思潮正式形成。他提出的“大职业教育观”,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职业教育实践。但是,民国之后,他两次拒绝出任教育总长。“不为官吏”,是黄炎培为自己定下的立身准则。
      新中国成立后,黄炎培却欣然打破了自己订立的准则。建国后,民盟领导人几乎全数加入经人民政府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黄炎培也名列其中。1949年10月19日,黄炎培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现国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
      当时,黄炎培长子黄大能正在大连工作,在报纸上闻之此事,很是惊讶。日后他回忆道:“我们做子女的,从小都有一个深刻印象:父亲一向拒绝做官。”当他在报纸上看到父亲的职务,“异常纳闷”。后来,黄炎培曾对他讲述了周恩来总理向他动员的经过。黄炎培严肃地说:“以往坚持拒绝做官是不愿入泥潭,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黄炎培还专门为此发表了《为参加行政工作一封公开信》,信中写“我自从参加人民政协,就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了政务院工作。33年来给我官不做的我,现在怎么做起来了?这点愿向诸位说明一下:人民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自家的政府。自家的事,需要人做时,自家不应该不做,是做事,不是做官。”
      1949年11月1日,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起,轻工业部开始办公了。自民纪三年二月辞官以来,35年了,不意老复为批,但我不认为是做官。”从此,黄炎培在继续关心职业教育之余,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新中国轻工业发展中。
      2002年,黄炎培之孙黄孟复出任全国工商联主席;2003年,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时隔半个世纪,接过祖父的担子。黄孟复曾在一次采访中坦言难忘祖父的座右铭――“理必求真,事必求是,言必守信,行必踏实”,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与鼓舞下,几年来,从一个国有企业的政府主管领导转换为中国民营企业的领头人,黄孟复对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调研和推动工作,致力于中国民营企业素质的提升与整合,对中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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