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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功先生生平简介 [启功先生讲“猪跑学”]

    时间:2019-04-16 02:47:51 来源:酷米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酷米范文网手机站

      启功先生作为学术大师,其学问之广博令人叹为观止。但先生有一件心事未能了结,这就是将所讲授的“猪跑学”课程整理成书。所谓“猪跑学”本来是先生自谦之语,先生风趣地说:“北京民间有一句谚语,对知识不足、发言错误的人批评说:他没吃过猪肉,难道还没见过猪跑吗?我称这些最浅近、最常见的知识就借用这个谚语的名称叫它‘猪跑学’。[1]”据钟少华老师说,启功先生在病重昏迷前几个小时,还跟他谈到“猪跑学”。先生念念不忘这门课程,究竟想留给学生哪些东西呢?我这里只能谈谈自己听课的体会了。
      其一,讲授基本常识。开设这门课的初衷,应该是鉴于文献整理以及社会上经常出现的许多常识性错误。启功先生说:他曾经和金克木谈到“猪跑学”,“金先生拍案称快,以为现在这种毛病,可能出于几项原因;一是中学读物包括课本中缺少有关这方面常识的教导,二是到了大学本科时课程和讲法都向高处追求,常识方面的问题容易列入‘早已讲过’的范畴,到研究班的硕士、博士时间,追求的方向和选择的研究课题,距离更高更远,因而越发地缺少这方面补充注意的机会。金克木教授也提出他自己如何增强研究生常识的方法。”由于经常纠正学术“硬伤”而被称为“学术警察”的吴小如先生,曾专门写文章“要积极弘扬启老所讲的‘猪跑学”’,甚至大声疾呼“安得许多启功到各处多讲些‘猪跑学’?”[2]可见,先生曾经认真探讨过如何对研究生讲授文化常识的问题,也得到了几位老教授的赞同。
      启功先生还说:赵朴初等先生“想到祖国的历史文化的重要,作为常识,自幼年即应学习了解其轮廓,所以联合几位朋友,向教育部建议中学宜设一些传统文化的常识课程,即蒙批准,足见这个建议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是吻合的!”[3]这也说明了老一辈学者对向学生传授中国文化基本常识的重视程度。
      其二,强调学问贯通。先生本人自幼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通识”教育,他本人的学术论著涉及书画文献考据、文字、音韵、文学、文献整理等学科领域。但先生过去为本科生讲课时,很受“把某一课程切割成若干段”的约束,“在这种体制下我是有力使不出来。严格地说,我哪个学科都不属,更不用说属于哪个学科的哪段了。”[4]改革开放后,先生为研究生授课,终于有了整合其知识结构,进行“通识”教学的机会。他一直在考虑以一个什么样的名目,来囊括这些无法切割的知识,又合乎现有的学科设置。他最初“曾以诙谐的语言将这些知识称之为‘猪跑学’”,后来确定为“文史古籍整理”。
      先生在课程导言中解释:“所谓‘文史典籍整理’,包括自古至今的文学、历史各种书籍的阅读、校订、研究,既包括历代名家的诗歌、词、曲,也包括史类的书。”先生强调“本课程兼包文史,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优越性”。[5]而以文史古籍整理为对象,涉及的知识学科是多方面的,正如先生所说:“古籍整理,要把古书拿来,选择什么版本,做什么样的校勘,以至于校勘之后还得加注释,注释中用的语言和引的事迹,还是不是那个书里的内容等等问题,都非常重要。……整理实践有许多方面,……制度、文字、声调、对偶,包括标点、断句、今译等等,这些问题为什么要讲,就是告诉年轻的同学们要注意这些问题。……古籍整理,写起来四个字,做起来恐怕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6]可见,先生是要在这一课程名目下,建构坚实而宽大的框架,包容许多基础常识,拓展诸多学科领域,真正要把“金针度与人”。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名称,其中凝聚着先生追随多位名师学习的深刻体会,和他亲自整理古籍的实践经验。例如,陈垣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有《史讳举例》等论著。启功先生从师学到了避讳学,便熟练地应用于书画文献的鉴定和考证。先生曾经校注《红楼梦》,为此写了《读红楼梦札记》《红楼梦注释序》等论文,指出,“注《红楼梦》所要解决的问题,计俗语、服装、器物、官职、诗词、习俗、社会关系、虚实辨别”等,[7]这足以说明古籍整理,不仅需要基础知识,还需要相当广博的知识结构,以及触类旁通、综合应用的能力。而先生所设计的课程框架,不仅符合中国传统学术的特点,就是与现在学科调整强调“宽口径,厚基础”以及“通识”教育的思路,也是十分吻合的。
      其三,指导基本训练。文史典籍整理也是一项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工作,先生在为学生讲课过程中,布置了多种作业,一律要求用文言写作,以培养学生阅读古文的能力。例如,先生讲述目录学,介绍了陈垣校长治学从《书目答问》入门的经验,布置学生阅读《书目答问》,了解此书的体例,并说明今天有什么用处。先生讲文体部分,布置学生阅读《文选》,抄录《文选》赋、诗部分的小类,并简单加几句评语,说明其分类是否得当。先生还让学生注释《文选》所录陆机《演连珠》,既让学生了解这一文体的特点,也学习如何参照旧注,加以新注,理解文意。讲音韵常识部分,则布置抄录杜甫《秋兴八首》等诗歌,标注平仄或平上去人;还要求学生学作诗、词、对联。期末开卷考试的题目,包括举例说明古代韵书的特点、如何查典故、骈文散文的区别等,让学生用文言综述课堂讲授的内容。这一方法非常独特,因为学生同样听课,各自理解并不相同,文言表述也有差异,先生在批阅中可以掌握学生的实际水平。先生还带领学生游览故宫,亲自讲解古代书画艺术、明清历史掌故,而作业是用文言写一篇游记。
      先生幼年在私塾,经戴姜福等先生指导,以标点断句方式,阅读了大量文史典籍,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也学会了“善于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先生自述:小时候学诗歌,接触过许多诗人,“每当我拿着习作向他们请教时,他们能分析出某首诗先有的哪句,后凑的哪句,哪句好,哪句不好,为什么押了这个韵,分析得头头是道,令我很佩服,很受教益。”[7]而启功先生以其《诗文声律论稿》之厚重著作,指点学生标点诗歌平仄;以其别具一格的诗词,示范学生初学吟句;以其校注《红楼梦》《清史稿》的学问功力,布置学生注释《演连珠》。其胸中虽有汪洋恣肆之大海,也要化作润物无声之细雨,这是怎样的因材施教啊!
      再看先生如何批改学生的作业。先生曾在一个同学的作业上批注:“吾曾声明,此次作业,只论作文技术水平,不以恭维、批评而分高下。故此文内容甚佳,而技术实不甚佳。”对于学生比较生硬的句子,先生也亲笔予以改正。如一个同学的作业题目为“识从启功先生学事”,先生批注:“识、记义本不异,但识字作领格用者不习惯,故宜用记。语言为交际工具,自创则旁人不懂,故只得遵从习惯。”并将题目改为“记从启功先生问学事”。对学生潦草的字体,先 生则用小楷毛笔字,认真加以改正,或者写道:“此字似尚无简化写法”。
      先生注重基本训练,也是为了引导学生养成严谨求实的学风,避免玄虚之论。记得先生一次谈到写论文,强调要先读懂古文,才能评价。先生随手指着挂在墙上的古画说:这竹子画歪了,没画好,可评论家会从各种角度称赞它。这就是“编”,有如“圆谎”。先生回忆当年向陈垣先生请教八股文,“深蒙详加剖析”,“功亦或退而拟作”[9]。而先生六十年后所著《说八股》,厚积薄发,条分缕析,正发源于当年老师的指教、植根于自己的拟作。
      总之,启功先生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教学态度和方法,与陈垣老校长所谓“教书”九条是一脉相承的,这足以昭示“师范大学”的优秀传统或者说“教风”,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大力弘扬。不仅如此,先生念念不忘于这样一门研究生课程,还有更为深刻的意义。先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一文,有一段论陈垣老师“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诚”,感慨“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和灵魂,更是各兄弟民族团结融合的重要纽带,也是陈老师学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个中心”。先生《跋》一文也深有体会:“见先生于中华民族一切文化,无不拳拳注念。每谓民族兴衰,文化实为枢纽。而伦理道德,科学技术,罔不在文化之域中。未有无知无识,独能卓立于强邻之间而不遭覆灭者,乃知先生深心之所在焉。”[10]文献典籍是数千年来中华文化的结晶,无论是古代文化常识的普及,还是文史典籍的专门整理,都关乎民族文化的延续,我以为这也是启功先生“深心之所在焉”。
      
      注释:
      [1][2][3][5]启功:《课程导言》,《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4][7][8]启功:《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5页,205页,75页。
      [6]启功:《启功讲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13页。
      [9]启功等:《说八股》,中华书局。2000年,57页。
      [10]启功:《启功丛稿・题跋卷》,中华书局,1999年,9页,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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