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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草根性的当代省思 儒家思想精髓九个字

    时间:2019-04-11 02:23:55 来源:酷米范文网 本文已影响 酷米范文网手机站

      当我们为儒家的悠久历史和辉煌过去感到自豪和欣喜之时,我们也要关注一下儒家的现实境遇问题,对儒学在当代所面临的困境和诸多的挑战多一些忧思。   百年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剧变,确乎荡除了传统儒学赖以生存的一切条件:封闭自足的小农经济,聚族而居的宗法家庭,读经取士的科举制度,希贤修身的书院体系,等等。这就使得儒学植根发育、枝繁叶茂的丰沃土壤因彻底的盐碱化、沙漠化,而变得贫瘠无比。和东亚其他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度相比,儒学在现代中国更是经历了九死一生的政治化炼狱的煎熬,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批判话语将儒家击打得千疮百孔、惨不忍睹。以至于在好几代中国人的记忆当中,儒学始终是以负面的价值形象存在着。对于绝大多数的人而言,一说起儒家,五四时代以来的批判话语所塑造出的范式和亿万人所共同拥有的几个定性类词语便会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而认真的思考,肯定其正面价值的声音长久以来是何其的微弱!僵固化了的负面价值形象之框定,逐渐侵蚀和削弱了儒家思想在民间社会的影响力,使得普通大众心灵积习当中的美好品节与儒家符号日渐其远,甚至逐渐地脱钩,从而在现实生活当中遗落下了大片大片的精神田园。今天,佛、道功法在民间社会有那么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不能不说是儒家之现实关怀久已隐遁和整体惨遭打击被逐之后的一个直接性后果。只要看一下这些新型教团所秉持的核心理念和教化主张,究竟有哪些是它们新创的?又有哪些本来就是属于儒家传统的?这个问题便一目了然了。
      积蕴于民间的资源和能量,因缺乏有效的形式来疏导和汇聚,而长久地处在散落状态,甚或演变成为各式各样的“集体无意识”。在现实生活层面已经很难寻觅到色彩鲜明的儒家文化观念和行为,只能通过一些晦暗不明的“意象”来完成其中的勾联。与此“心灵的积习”逐渐沉隐的境况相反,在思想文化形态上保存与传承儒学的士大夫阶层却不断地分化和抽离了。在现代学术体系专业化、学科化的挤压下,儒学已经演变成为很小一部分人说辩腾喧于口的特殊“知识”,而和现实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剥解。
      随着现代教育体制的稳固和知识形态学科化的普及,儒学再也不可能回复到往日浑沦的景象。被彻底置换了的西方化学术座标,格限着儒学话语的复记和观念碎片的穿缀。向西方看齐所必然引发的学问形式的革命性变革,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儒学的命运。在专业化的现代学术体系当中,儒学已经完全地裂散掉了,它往往是被切割打磨成种种合乎规格的“知识”,然后才进入到言说的话语场。它是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是哲学,还是历史学?已经彻底普遍化了的学科意识,成为任何学术活动的前提。假如心存僭越的非份之想,不甲不乙,那就会被判为“不科学”。如果像通常把儒学看成是已经完结了的一段历史,那么在学术化的观照之中,历史学的方法、史学的学术规范、历史学者的职能和责任伦理等等,这一大套作为学科附件的东西便会随之而来。这样,儒学在历史学家的眼中,只不过是一种史迹,是知性分析的材料,可以通过历史叙事勾勒出一些线索和表达为一堆概念,如此而已。假如不用历史学来研究儒学,那么你总得要找到另外的一个什么学科。没有学科,便难成其为学术,那一定是现代知识体系之外的孤魂野鬼。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分析了现代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建构的历史,指出:“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即创立了以生产新知识、培养知识创造者为宗旨的永久性制度结构。”这一源自欧洲的制度化建构,随着西潮汹涌,也已经牢牢地扎根于中土了。五四时代的全盘性反传统,如果我们从结构层面来解读,那便是知识形态的学科化和专业化的一次整体置换。随着学术领域的划疆分界,作为古典学术形态的儒学赖以生存的可供根系蔓延芜生的土壤实际上是被彻底地铲除了。
      面对学科化的知识图景,传统学术的残片要想起死回生,重新恢复到“在场”的身份,那就必须要经受学科化知识形态的洗礼,在某一个领域内找到自己的安身之处。新文化运动前后,解体裂散了的儒学最容易落脚谋生的领域便是历史学科。在历史学中,儒学作为丰厚的文献资料被切割整理和做着现代的转述,成为对应和比照中国人即在的生存境况的某种资具。悠久的历史和浩瀚的典籍在这一个领域倒是有了英雄用武之地,在现代知识人的心中竟也找到了某种普遍的慰藉。大量的旧学营垒中的经师摇身一变成为当然的历史学家,易于生存的史学领地安顿下了学术转型之后的千军万马,使得治史一时间火爆异常,史者糜集,大家辈出,历史学成为现代中国最为发达的社会科学学科门类。但历史学所能提供的庇护是极为有限的,尤其是不可能满足儒学置之死地而后新生的最终要求。这一点,在唐君毅等先生1958年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当中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这里无需赘言。这样,一个可能的转型向度就是重新回到观念史,在情形特别复杂而界限又极其模糊的哲学领域为儒学找到一点栖身的地方。熊十力的殚精竭思无疑为这个路向开启了一点微明,他被称为现代新儒家的“中心开启性人物”,意涵之一应该是指他重构儒学观念史的尝试。自熊先生以下,核心的新儒家人物均出自哲学领域,兼有哲学家的身份,这明显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但观念史的取向和向哲学学科的凑泊,依然是学科化知识形态强力挤压下的结果。它可能会随顺着现代制度化学术的门径而对儒学的价值作出一些新的解释和尝试性的重构,但并不能从实践层面上解决儒学目前所面临着的根本性困境。况且,这一转型努力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断发生的质疑,情形又是相当的复杂。早期有梁漱溟和熊十力之间的争论,梁先生曾写过《读熊著各书》一长文,对熊十力的哲学指向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晚近围绕着钱穆与新儒家的关系问题,以余英时为代表的史学家又和走哲学路向的新儒家中坚之间展开过一场激烈的论辩。还有来自儒学外部的形形色色的批评,那就更是五花八门了。哲学化可能将儒学导入到极度玄思的理解和诠释的框架之中,容易造成一种“漂浮的观念”之状态,和现实生活之间形成不可通约的夹层。这是我们在反省儒学的当下意义之时,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如何提升和转进蕴藏于民间的“心灵的积习”,在依然富有生命力的美好品节和儒家悠久的历史传统之间唤回一种自然而又亲切的联想;同时又使儒学观念的现代演绎能够尽量地贴近日常生活,让人们从中获得一种真情实感的现实受用和生命调养。这是儒学发掘自身的生命力,走出“花果飘零”之境况,实现“灵根再植”的必由选择。而现实的情况是,在“心灵的积习”(民间社会)和“漂浮的观念”(以儒学为志业的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夹层,一方是墒势沉埋,另一方是浮云如丝,天地之气不能相接,很难聚集起真实的震撼人心的力量。所以,儒家的现实生命力就始终显得脉弱气虚,无法和佛、道二教的鲜活状态相比论。我认为,只有当“心灵的积习”经过慢慢的开发与涵育而成长成为结构性的形式,茁壮矗立于大地之上;而“漂浮的观念”渐渐地落下云端,拣获它的草根性,得到社会的普遍回应。在这个夹层彻底地消逝之后,儒学发展的现实空间才会真正地呈现出来。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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